拆迁工作是推进城市化进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各地拆迁项目数量持续增加，涉及范围涵盖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然而，拆迁工作因涉及多方利益协调、法律政策落实、群众诉求回应等复杂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基层治理的难点。为全面了解当前拆迁工作的实际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对策，调研组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期间，对东部某省*市、中部某省*市、西部某省*市的拆迁项目开展了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座谈、案例分析等方式，形成本调研报告。

本次调研覆盖3个典型城市，选取15个拆迁项目（含城中村改造8个、老旧小区拆迁4个、基础设施拆迁3个），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86份；访谈基层拆迁工作人员、被拆迁群众、社区干部、专家学者等共计87人；收集政策文件、项目档案、舆情案例等资料200余份。调研内容包括拆迁政策执行情况、补偿安置标准、群众参与度、矛盾纠纷处理、社会稳定风险等核心议题。

一、拆迁工作的基本现状与主要做法

（一）基本现状

一是拆迁规模与类型。近年来，调研城市拆迁项目数量呈稳步增长态势。以*市为例，2022-2024年累计实施拆迁项目47个，涉及被拆迁户1.2万户，拆迁面积达150万平方米，主要集中于城中村改造（占比60%）和老旧小区更新（占比25%）。*市因高铁枢纽建设需求，近三年基础设施类拆迁项目占比达40%，涉及交通、能源等重点工程。*市作为西部省会城市，结合“城市双修”工程，将生态修复与拆迁改造结合，生态保护类拆迁项目占比达30%。

二是补偿安置模式。各地普遍采用“货币补偿+产权调换”双轨制，部分项目配套提供保障性住房、商铺置换等选项。*市推行“房票安置”政策，被拆迁户可凭房票在指定区域购买商品房，享受政府补贴；*市对低收入被拆迁户实施“保底安置”，确保人均住房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市探索“留改拆”结合模式，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进行保护性改造，保留部分建筑用于文旅产业，兼顾民生改善与文化传承。

三是政策执行与程序规范。调研显示，90%以上的项目严格履行《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定程序，包括发布征收公告、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组织听证、公示补偿方案等。部分城市引入“阳光拆迁”数字化平台，实时公开拆迁政策、补偿标准、分户评估结果等信息，接受群众监督。例如，*市开发的“拆迁通”*PP，实现了政策查询、进度跟踪、问题反馈等功能，群众满意度提升至85%。

（二）主要经验与做法

一是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同机制。多地建立“政府主导、社区参与、企业配合”的拆迁工作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市在拆迁项目中成立临时党支部，由街道干部、社区书记、被拆迁户党员代表组成，负责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和民意收集，将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拆迁工作推动力。*市推行“党员包户”制度，每位党员干部联系10-15户被拆迁户，一对一讲解政策、协助签约，确保拆迁工作有序推进。

二是精准化补偿与个性化服务。针对被拆迁群众的差异化需求，各地细化补偿标准，提供定制化安置方案。*市对“住改商”房屋、历史遗留违建等特殊问题制定专项解决方案，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公平认定房屋性质和价值；*市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设“绿色通道”，优先安排过渡住房、提供搬家补贴，并协调子女就近安置；*市引入心理咨询团队，对因拆迁产生焦虑情绪的群众进行心理疏导，缓解抵触情绪。

三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预防-调解-仲裁-诉讼”全链条矛盾化解体系。调研城市均设立拆迁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吸纳律师、公证员、乡贤等参与调解，将80%以上的矛盾化解在基层。*市建立“拆迁信访联动机制”，对群众诉求实行“接诉即办、限时办结”，信访案件同比下降35%；*市探索“行政裁决+司法确认”模式，对协商不成的补偿争议依法裁决，确保程序正义；*市推行“风险评估前置”，在项目启动前开展社会稳定风险等级评定，针对高风险项目制定专项应急预案。

二、拆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执行层面：标准统一性与灵活性失衡

一是补偿标准“一刀切”与特殊情况处理不足。尽管各地制定了统一的补偿标准，但部分项目对“一户多宅”“权属争议”“外来人口居住”等复杂问题缺乏弹性处理机制。例如，*市某城中村拆迁中，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外嫁女”“空挂户”等群体的补偿资格认定引发争议，部分群众认为政策未能兼顾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签约率滞后。

二是安置配套设施建设滞后。部分项目存在“重拆迁、轻安置”现象，安置房选址偏远、建设进度拖延、配套教育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突出。*市某拆迁项目因安置房建设周期长达5年，且周边无小学、菜市场，被拆迁户多次集体上访；*市部分货币补偿户反映，房价上涨导致补偿款难以购买同地段住房，实际居住条件未获改善。

（二）群众参与层面：知情权与参与权落实不充分

一是政策宣传形式化，群众理解偏差。调研显示，60%的被拆迁户认为政策宣传“以文件传达为主，缺乏面对面沟通”，30%的群众对补偿标准、安置流程等核心内容存在理解误区。例如，某项目因未明确告知“过渡期租金补贴期限”，导致群众在过渡期结束后因租金问题引发纠纷。

二是协商机制流于表面，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尽管法律规定需征求群众意见，但部分项目的听证会、座谈会沦为“走过场”，群众提出的合理建议未被采纳。*市某老旧小区拆迁中，居民建议保留小区内的古树和活动广场，但规划方案未予考虑，引发居民联名反对，项目被迫暂停调整。

（三）社会稳定层面：风险隐患与矛盾化解压力较大

一是拆迁引发的信访与舆情事件频发。近三年来，调研城市因拆迁问题引发的信访案件占比均超过20%，主要集中在补偿不公、程序违规、安置拖延等问题。部分群众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图文，控诉“暴力拆迁”“暗箱操作”，尽管多数为不实信息，但仍对政府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市某项目因个别被拆迁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拆迁办断水断电”的虚假视频，引发全网关注，经官方辟谣后才平息舆情。

二是基层拆迁队伍能力不足，执法方式简单化。部分基层干部存在“重结果、轻程序”思想，依赖行政手段推进拆迁，忽视群众情感诉求。*市某拆迁现场，因工作人员与被拆迁户发生言语冲突，被媒体曝光后引发负面舆论；*市调研发现，30%的拆迁工作人员未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政策培训，在面对群众质疑时难以有效回应，导致矛盾升级。

（四）法治建设层面：政策衔接与权益保障存在短板

一是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拆迁政策衔接不畅。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导致集体土地上的拆迁补偿标准低于国有土地，引发“同地不同价”争议。*市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中，集体土地上的被拆迁户补偿款较相邻国有土地住户低40%，群众认为存在“身份歧视”，多次上访要求统一标准。

二是司法救济渠道利用率低，维权成本高。尽管法律赋予被拆迁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利，但实际中仅5%的群众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主要原因在于诉讼周期长（平均6-12个月）、举证难度大，且部分群众对司法程序不了解，更倾向于通过信访、闹访等方式施压。

三、问题成因分析

（一）利益协调机制失衡。拆迁涉及政府（追求城市发展）、开发商（追求经济效益）、被拆迁群众（追求权益保障）三方利益博弈。部分地方政府为加快项目进度，过度依赖开发商参与拆迁，导致补偿资金分配、安置方案制定偏向企业利益，群众合法权益被挤压。同时，集体土地拆迁中，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其利益分配透明度不足，个别村干部存在截留补偿款、优亲厚友等行为，加剧群众不满。

（二）政策供给与现实需求不匹配。现行拆迁政策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针对新业态、新问题的细化条款。例如，对“长租公寓承租人”“小产权房住户”等新兴群体的权益界定模糊；对“共享产权房”“城市更新项目容积率调整”等创新模式的补偿标准未作明确规定。此外，政策执行中存在“运动式拆迁”倾向，部分地方为完成考核任务，在未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启动拆迁，导致后续问题频发。

（三）基层治理能力与群众期待存在差距。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群众对拆迁工作的公平性、透明性、参与性要求日益提高，但基层治理仍依赖传统行政手段，缺乏与群众平等对话的能力。部分干部将拆迁视为“硬任务”，存在“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错误观念，忽视法治思维和群众工作方法的运用，导致“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对立局面。

（四）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拆迁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社会关系的重构。被拆迁群众面临居住环境改变、社区网络断裂、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需要心理疏导、就业培训、社区融入等多元支持。但当前社会服务介入不足，除补偿安置外，针对老年人、低收入群体的后续帮扶措施缺位，导致部分群众产生“拆迁致贫”“拆迁致孤独”等负面感受。

四、优化拆迁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政策法规，构建公平合理的制度体系

一是统一补偿标准，细化特殊情形处理规则。制定全国层面的拆迁补偿安置条例，明确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拆迁的衔接机制，建立“基准价+浮动系数”的动态补偿标准，将区位优势、房屋成新、市场房价等因素纳入评估体系。针对“外嫁女”“历史违建”等特殊问题，出台指导性意见，兼顾法律原则性与现实灵活性。

二是强化安置配套，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将安置房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优先选址于交通便利、配套齐全的区域，同步规划学校、医院、菜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推行“安置先行”模式，确保安置房建设进度不晚于拆迁启动时间，避免过渡期限过长。对选择货币补偿的群众，提供购房补贴、优先申请保障性住房等政策支持。

（二）规范程序流程，提升拆迁工作透明度与参与度

一是推行“阳光拆迁”，全流程公开监督。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拆迁信息公示平台，实时公开项目批文、补偿方案、分户评估结果、资金流向等信息，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和公证处，对房屋价值评估、补偿协议签订等环节进行独立见证，确保程序正义。

二是建立多元协商机制，保障群众参与权。在项目启动前，组织被拆迁群众代表、专家学者、社区组织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对补偿方案、安置选址等方面的意见，合理建议应纳入方案调整。建立“拆迁议事会”等自治组织，让群众参与拆迁过程管理，例如推选代表监督补偿款发放、参与安置房户型设计等，增强其主体感和认同感。

（三）强化风险防控，构建和谐稳定的拆迁环境

一是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将风险评估作为拆迁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委托专业机构对项目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舆情影响、民生风险等进行全面评估，根据风险等级制定差异化的实施策略。对高风险项目，需经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审议，并配套制定信访维稳、舆情应对、应急处置等专项预案。

二是提升基层拆迁队伍专业化水平。建立拆迁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定期开展法律政策、沟通技巧、应急处置等专题培训，将群众工作能力纳入干部考核指标。推广“枫桥经验”，培养一批懂政策、善沟通、有耐心的基层拆迁骨干，通过“情理法”结合的方式化解矛盾，避免简单粗暴执法。

（四）健全权益保障，构建多元社会支持体系

一是畅通司法救济渠道，降低维权成本。建立拆迁纠纷“一站式”司法服务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司法调解等服务，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探索“行政调解+司法确认”快速裁决机制，缩短纠纷处理周期。加强对拆迁过程中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对暴力拆迁、违法强拆等行为依法严肃追责。

二是加强后续帮扶，促进拆迁群众社会融入。针对拆迁后的民生需求，提供就业培训、创业扶持、老年关怀、心理疏导等多元服务。例如，在安置社区设立“拆迁居民服务中心”，协助办理户籍迁移、子女入学、医保转接等事务；组织社区文化活动，帮助居民重建社会网络；对低收入家庭实施动态跟踪，纳入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防止因拆迁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拆迁工作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其核心在于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实现城市发展与群众福祉的共赢。当前，我国拆迁工作已从“粗放式推进”转向“精细化治理”，需要以法治为基石，以人民为中心，构建“政策科学、程序规范、补偿合理、安置到位、治理有效”的拆迁工作体系。未来，应进一步深化拆迁制度改革，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让拆迁过程成为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动实践。

通过本次调研发现，尽管拆迁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但各地在实践中积累的创新经验表明，只要坚持公平正义、尊重群众意愿、强化法治保障，就能够实现拆迁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期待本报告能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改进工作提供参考，推动我国拆迁工作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