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讲稿：自我革命奋斗不止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自我革命奋斗不止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和大家一起谈心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那么，什么是“自我革命”呢？自我革命，顾名思义，就是革自己的命，去除身上的病灶，改正自己的错误，使自己更加完善、更加纯洁、更加强大。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但是，再难也要去做。因为如果不痛下决心革自己的命，任由思想上的污垢滋生、任由错误发展下去，肌体免疫力就会越来越弱，最终自己打败自己。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必须充分理解自我革命的重要性，时刻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去践行。

今天，我就以《自我革命、奋斗不止，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为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几点想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一、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进行自我革命的

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进行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强烈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的政党，勇于向自身的顽瘴痼疾开刀，才能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一）遵义会议，自我革命创新生的典范。我们都学过中国历史，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的关键“章节”。它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内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右”倾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开端。我们都知道“八七会议”也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第二次是在1930年5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由李立三同志主导。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第三次是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位同志为首，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最严重的就是造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举行。持续3天的会议，几乎每天都开到深夜。一次次激烈的争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诸多问题得以解决。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对党和军队彻底扭转被动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对党内军内事务有了更大的话语权；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完成了领导权转换；取消“三人团”意味着正式解除了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危急局势下，首先调整了最为迫切的军事指挥权，结束了盲目的、机械的教条主义军事领导路线，使革命军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使党的革命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路线转折，逐渐摆脱了对理论教条的崇拜和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依赖，在毛泽东的绝对领导下，红军从此又有了“主心骨”、“定盘星”和“顶梁柱”，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年走向成熟，党的革命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

（二）改革开放，自我革命开新局的典范。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一个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在1956年到1976年的这二十年时间内，我们党走了不少弯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8年开始，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中央少数领导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特别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林彪集团、“四人帮”江青集团钻了空子，造成了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12月18日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它既是经济革命，又是思想革命，既是社会革命，又是治理革命。改革开放在改变对象客体的同时，也重塑了主体自身，因而也是一场伟大的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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