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形成的。习近平明确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一百年后才首次郑重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是对历史认知深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历史研究往往如此，历史事件发生后，人们对其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知往往需要经过一个理性判断和实践检验的过程。考察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其重要密码就是有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精神动力支撑。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也不是突如其来的，是伟大实践孕育的，有丰富的理论来源和坚实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理论来源的论断，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这一问题，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深入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及传统文化观的演进

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传统文化认识的演进过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和发展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从而坚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锤炼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意志，铸就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历史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根基，是中国人民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厚沃土和丰厚滋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质言之，伟大建党精神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精华。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们关心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积极主动实践，主张与时偕行、变化日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建党实践和建党精神。他们大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其卓然超群的天资禀赋，早起点、长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濡染，使他们练就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童子功”。良好的优秀传统文化素养是他们接受新思想的文化基础。青少年时期的他们，以传统文化为知识背景，建构起了朴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同理想、民本思想、拼搏奋斗等更成为最深层次的信仰，成为日常而不觉的价值观。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经世致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价值理念，深刻塑造了他们的精神品格和行为规范。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吴玉章曾回忆道：“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两个例子都映射着先进的中国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影响、作出新的人生选择的生动景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深镌刻进党的创始人心灵，积淀渗透为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的观念世界。他们同时负载着新文化愿景和传统文化情结，新文化寄寓着未来中国的梦想，传统文化又是割舍不断的精神家园。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也曾激烈批判过传统文化。这种批判主要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人物高擎民主、科学的大旗，集中火力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思想和旧礼教、旧道德，尝试构建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并显示出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坚定姿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有过火、偏激之处，这也是历史事实，无须隐讳。如何理解这种激烈批判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呢？这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和思想演进的轨迹。

第一，“五四”时期批判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近代以降，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知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所说，“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泱泱大国具有辉煌灿烂的文明，中国人是充满文化自信的。但是，鸦片战争之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中国先进分子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多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思。在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屡遭失败后，他们将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与民主、科学的现代价值观相抵牾的旧文化。于是，批判传统文化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应该说，没有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彻底性，就难以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也难以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开辟道路。批判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不容否定。

第二，“五四”时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科学分析，因而没有很好地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继承性问题。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落地生根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没有文化的传承也不会有创新发展。1942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肯定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明确指出：“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好，一切皆好。”很显然，毛泽东也认为五四时期反传统是“矫枉过正”带来的偏差。这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历史教训值得铭记。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五四时期的一些先进分子尽管批判旧文化很激烈，与旧文化决裂的态度很坚决，但是他们的锋芒所向主要是封建专制思想和旧礼教、旧道德，尽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倾向，但是对于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真正决裂的。这些人本身就是受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在自觉批判传统文化时，又不自觉地被内化的传统文化所影响。他们所痛恨的是一些人借传统文化搞封建专制。袁世凯掀起复古逆流，一些尊孔论者视孔学、儒家为中国唯一的国粹和中国文化的正宗。对此，陈独秀明确指出：即使孔教是中华之国粹，“然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他又说：“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他认为，儒家只不过是中国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批判孔道儒学并不是否定全体中国文明。1921年8月，陈独秀在批判区声白的无政府主义时指出，区声白的观点和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意思相近，“但孔子还不过是说政刑之效不及德礼，并不曾主张绝对废止政刑，因为维持社会底方法不限于一端，政刑教化用各有当，不可偏废”。很显然，陈独秀对孔子的教化与政刑并用思想是认可的。陈独秀的失误不在于批判传统文化，而是没有认识到新旧文化之间有继承关系，还不懂得外来西洋文化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未能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李大钊在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时，又表达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认为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已尝有伟大之贡献”。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对孔孟学说并非一概否定，而是辩证地看待，认为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益于个人修养和符合建设现代新国家的部分，应继续发扬光大。譬如，他推崇孔孟的“实践”主张及“自重”的个人修养精神，“但学其有我，遵其自重之精神……”。习近平指出：“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李大钊一生践行中华民族仁爱忠信的文化价值观，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梁容若题写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根据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学说来修身养性、谨慎自持，最终就可以“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国绅士之风度”。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注重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从“实境”出发就是根据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民情风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毛泽东在分析调查研究的方法时曾以孔子为例，提出要“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更加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自成立起就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认识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种主动精神首先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能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理性地分析传统文化，能够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并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1925年，郭沫若发表寓言式文章《马克斯进文庙》，叙述了马克斯（即马克思）和孔子对话的场景。孔子对马克思说：“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说：“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郭沫若以浪漫主义的文学笔法阐释孔子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相通性，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颇具启发性。当然，在建党初期，由于党自身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同时受共产国际影响，教条主义曾经数次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使我们党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有时也出现一些偏差。

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独立自主地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更趋理性，能够科学区分传统文化的优秀与糟粕，进而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1936年9月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思想文化战线的左翼知识分子掀起了旨在鼓动民主抗日救亡的新启蒙运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彰显。1938年夏秋，延安新哲学会在毛泽东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其目的就是“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强调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他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自觉。194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这一论断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更为系统完整的科学认知。这个《决定》还结合整风运动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问题。“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加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伟大建党精神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形成和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坚实的文化根基。

二、探索发展规律、追求大同梦想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提供了心理认知基础

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探索发展规律、坚持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具有天下为公、追求“大同”的梦想。这种探索精神和理想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心理基础。

1.“天人合一”观为接受唯物主义奠定了认知基础

中国哲学把人类与大自然看作是一个生命整体，推崇“天人合一”的境界。古人对“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演化提升的过程。在远古时期，受认识水平所限，人们认为“天”就是主宰人间万事万物的神秘力量，对以“天”为代表的大自然产生了敬畏心理。但是随着对自然界的规律性认识逐渐深化，“天”的神魅被祛除，人们遂将“天”的自然规律与人联系起来，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自然生生不息、永不停歇，这就是一种自然规律。老子认为，宇宙演进的模式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一种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事物存在的源泉和根据，是“无物之象”的存在，也是一种法则和规律。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质上是警示人类要善于在变幻莫测的自然界发现其运行规律，只有遵循规律安排人类活动才能趋利避害，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易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观察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由此引申出人生的重要准则，把人的主体精神提升到和宇宙本体一样的高远境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勤劳勇敢、矢志不渝、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理念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是要“究天人之际”，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探寻天人各自规律及其内在关系始终是中国哲学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中国人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思维，“阴阳和合”的辩证思维进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思维习惯，都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真理、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有过深刻论断：“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2.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定的契合性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及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构建的理想社会愿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上，有很多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礼记》畅想了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社会，这是古代先民对理想社会的具象化表达，代表着中华儿女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许。老子设计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蓝图。墨子主张兼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则天下治”，“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对别人和对自己一视同仁，不识亲疏，不分贵贱。“兼相爱”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交相利”的手段，“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也就是说，通过给予爱，收获对方的爱；通过给予他人利益，他人也会回馈利益，从而实现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圆融与统一。当然，墨子倡导的功利并非一己之私利，而是天下之功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激励一代一代中华儿女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古代农民起义大都以“均贫富、等贵贱”为旗帜，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但是，由于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极端顽固性，儒家的大同理想只是悬空的期待。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同理想再次成为激励仁人志士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衰朽统治，谋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动力之一。《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这种平均主义的空想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虽具有强大感召力，随着太平天国的溃败而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

康有为利用“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又吸取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指出人类社会是变易和进化的，当时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康有为认为，这种“三世”进化之义，是循序渐进的，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它强调社会历史的和平渐进，反对革命突变，又极力神化孔子，因而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孙中山追求的政治理想就是“天下为公”，即天下为天下人民所共有。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强调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是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主义”。1924年，孙中山提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924年2月23日，他在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讲中说：“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据刘望龄辑注的《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一书统计，有史料可查证的孙中山题词墨宝，存世者为299件，其中书写“天下为公”和“大同”的有40件，占孙中山存世题词墨宝的13%。可见孙中山对“天下为公”的执着追求，也体现了他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为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伟大建党精神中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脉相承的美好社会理想的传承和升华，寄托着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愿景的渴望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