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的历史上，有一份十分特殊和特别的文件。这就是被后人称为“狱中八条”一份文件。这是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共同讨论形成并通过脱险同志向党提出的一份意见建议，即《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一、“狱中八条”的来由和历史

牺牲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烈士在狱中坚贞不屈，与敌人英勇搏斗，尤其是明明知道随时可能牺牲，但仍然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用血与泪集体谈论并由幸存者写出的这份《报告》，充分反映了解放前夕重庆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报告》共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7个部分（现存的只有第一、二、三、七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其余部分的内容和去处，由于报告作者罗广斌死于“文革”初期而成了断线的悬案）。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部分，约3000多字，现被总结概括为“狱中八条”：①防止领导成员腐化；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③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④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⑤切勿轻视敌人；⑥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⑦严格进行整党整风；⑧惩办叛徒特务。透过《报告》我们可以感到，这是即将牺牲的烈士们在直面死亡之际，仰望黎明的曙光，争取活着，准备死去，满怀豪情，慷慨激昂，用血和泪凝结成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是向党说出的“心里话”。这些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那么，“狱中八条”是谁起草的呢？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了《挺进报》事件。当时，由于《挺进报》在发行上的激进性、对民众的鼓动性，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破坏。档案材料显示，有一天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办公桌上收到的“朱绍良主任亲启”信封中取出的是一份《挺进报》，因此引起朱绍良勃然大怒。朱绍良什么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早年加入同盟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蒋介石的师弟，参加了北伐战争以及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抗战时期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重庆行辕主任。因此，朱绍良要求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限期办案。徐远举时36岁，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在徐远举的组织下，《挺进报》遭到追查，导致地下党领导人相继被捕，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以及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的涂孝文、川康特委书记的蒲华辅相继叛变，使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并祸及川康，几个身居领导职位的叛徒出卖了200多名党员干部，其中100多人被捕牺牲。

罗广斌就是其中被捕的共产党员之一。提到罗广斌，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他是《红岩》的主要作者、白公馆集中营的幸存者，同时也是四川大军阀、国民党高级将领罗广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治军严明、抗战有功，官至陆军中将、兵团司令，后宣布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51岁时因病去世）的弟弟，但他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地下党员江竹筠，也就是江姐。考虑到罗广斌是罗广文弟弟的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在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地下党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希望他出狱后将烈士们的陈述和思考上报党组织。根据有关材料介绍，当时特务们也确实下令将罗广斌1人押向台湾，其余关押人员在11月27日前全部“密裁”，也就是杀掉。就在新中国已经成立50多天，11月27日大屠杀发生的那个深夜，在白公馆的罗广斌成功策反看守杨钦典，带领尚未被杀的15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3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罗广斌把自己关起来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即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写成，上报给重庆市委。

由于历史的原因，《报告》被湮没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来被誉为“重庆党史活字典”的胡康民在搜集、研究重庆地下党历史资料时发现。可以说，这是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用生命写就的真知灼见。也正因此，“狱中八条”在烈火与热血中，烈士们得到永生；在烈火与热血中，“狱中八条”也产生了具有穿透时空的魅力。

二、“狱中八条”的内容和教训

“狱中八条”是针对当时什么问题提出来的呢？其中又蕴涵着怎样的历史教训呢？

第一条，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报告》第一条就提出，若干老干部在长期隐蔽状态下，没有工作，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地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出来，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严肃指出“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这里所说的“腐化”，主要是指部分领导干部在地下工作的长期隐蔽状态下，失去监督，不重视学习，逐渐在思想意识上和行动上产生了脱党的倾向。这是烈士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回顾1948年重庆地下党遭到的大破坏中，叛徒虽然只是极少数，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恰恰是几个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突出的典型：刘国定，1938年入党，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就是这位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变节后向国民党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悟（江姐的爱人）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等等，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以及罗广斌、江竹筠等一批共产党员，其最大的“功劳”是，直接帮助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叛变后，刘国定被国民党军统局任命为川西特侦组组长，授予上校军衔。再看冉益智，1938年入党，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被捕前，党内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讲话思路活跃、条理清晰、引经据典、见解独到，许多下级对他的崇拜程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已经到了追星族的水平。被捕后，为了让特务认识到他的价值，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宣传文章，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等材料，因为“理论水平高”，在特务训练班上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刘国定、冉益智这两位中共地下党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整个重庆地下党遭受“刨根灭顶”式的破坏。我们看，这就是失去了主义、背叛了信仰的党员干部。所以，《报告》最后总结认为：四川地下党“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

第二条，要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为什么重庆地下党组织会出现极少数领导干部叛变，而不少基层党员却坚贞不屈的情况？烈士们既分析了客观原因，也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地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

与极少数叛徒相比，狱中革命烈士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是由于他们具有“建立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革命气节”。所以他们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革命者，党的先进性从内心征服了他们，使他们由此爆发出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气节”，许多英烈在临刑前做到了“临难毋苟免”。死且如此，何况严刑拷打！那么，这种革命气节是如何培养的呢？许多被捕的革命志士入狱后仍坚持学习，坚持过组织生活，并在互相鼓励中坚持了本来就有透彻认识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坚持了革命的气节。胡其芬，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被捕后不久，就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学习，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在被叛徒出卖关押的20多名女性中，没有一人当叛徒！而反观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则直说自己“懒得读这些理论东西”，入狱8个月后，主动跑到特务面前“坦白情况”。我们看看李文祥在解放后为自己辩解的嘴脸，“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干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如果我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这就是在胜利的前夜，我们的一名党的区委书记的内心。这是教育不够的结果，是思想不纯、理想不坚、信仰不真的恶果。

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地下工作中，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人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辉。因此，《报告》提出：“下级干部一般比较纯洁、热情，但斗争经验不够。始终崇拜上级，迷信组织，以为组织对任何事情都有办法，把组织理想化了。加上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更使下级干部依赖组织，削弱了独立作战的要求。”以至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条，是叛徒、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给烈士们上的一堂反面课。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许多重要人员，同时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要中校军衔未成，以授予少校成交。前面我们说过，冉益智道貌岸然、口才很好，大讲革命理论革命气节，在为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他大谈特谈革命气节。然而就是这个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与中共重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谈话还强调气节问题，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绝对以必死的坚强意志抗击特务的任何迫害，被捕后他第一个出卖的就是胡有猷。

鉴于此，狱中同志们讨论了如何看待组织的问题。江姐说：“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也有同志分析地更加透彻，“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烈士们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对理想、对党对革命前途的信念。这是先烈用血写下的教训。

当然，对这一条，我们要站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去认识，这是特殊的斗争形势、斗争要求带来的，而不能在这个上面也犯片面主义、教条理解的错误。这里多说两句，我们党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我们要坚决看齐追随；我们也常说，作为革命军人、党员干部，我们要胸怀远大理想、始终坚定信念，但实际工作中 的“理想主义”也是不可取的。

第四条，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烈士们提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这里前半句是指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白区的“隐蔽”政策搞右了；后半句是指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搞“左”了。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后，逐步调整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要求“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庆谈判破裂，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机构撤离重庆后，地下党本应处于绝对隐蔽的状态，然而川东临委违背了“隐蔽精干”的工作原则，不切实际地高估了革命发展形势。尤其是1947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向前发展时刻，川东党组织先后发动了下川东、上川东和华蓥山地区等县的3次武装起义，均因敌我力量悬殊，3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重庆是什么地方？抗战时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陪都，对我们党来说是白区，群众基础相对薄弱，有正确的斗争路线、斗争方法和斗争策略十分重要。事实也证明，在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斗争获得胜利的前提，否则，一切不合实际的盲目蛮干，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惨重的。

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烈士们提出，四川地下党的一个教训是“没有认识敌人是有若干年统治经验的反动政权，对于特务存着:‘是什么东西？’的看法，没有知道特务机构是统治的核心，是最强大的敌人。”从重庆地下党组织开始破坏起，特务学会了许多斗争经验和捕人技术，还学到了像一些地下党员说话那样一开口便是“出身”、“阶级”，“我们的书刊，他们有专人研究，通讯一律检查”，加上有叛徒协助，结果是敌人是在暗处，我们是在明处，处处出事。所以烈士们感叹:“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军统发现《挺进报》的线索，就是因为军统派出情报员伪装成热爱学习、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并取得了地下党员的信任而暴露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报告》的经历来体会一下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前面说了，重庆解放后，罗广斌《报告》提交给了重庆市委，是80年代在整理档案时发现的，在试图找寻缺失的第四、五、六部分时，现任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厉华，亲口说过自己经历过的这样一件奇怪事情，“那些日子里，经常有人突然给我打电话。不报名、只说事，而且经常带有威胁的口气。有几回我生气了，回敬对方“你肯定是漏网特务！”这样对方就不再来电话了。”我们也并不难想象，当年国民党政权给新中国留下一个“稀巴烂”的重庆，他们在撤离山城之前，除了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外，还处心积虑地干了两件事：一是对重庆所有重要设施进行大破坏；二是埋伏众多随时企图破坏新中国建设的隐藏特务，遍布各个角落、各个领域。谁又能保证，经过历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些人都被彻底消灭了呢？历史一再告诫我们：敌我之间的斗争永远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酷的；我们说，对敌人，战略上要藐视，是“纸老虎”，但任何现实中面对的敌人，从来都不是“纸老虎”，一定要给予高度的足够的重视。

第六条，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烈士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他们从所有叛徒中加以比较后指出，对经济、恋爱和生活问题处理的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指出，“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报告犯的毛病，容易发现，也有较多的改正机会。而私生活，一般不大注意的。但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当时任重庆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因刘国定叛变被捕，在特务的酷刑面前并没有屈服，但最终却叛变了，原来敌人从他感情脆弱上找到了突破口。当敌人把他带到渣滓洞见妻子时，他开始哭哭啼啼。回牢后与难友讲，“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胜利了，但自己却被捕了，还连累老婆一起被关。这太划不来，要是不被捕，解放后起码是个大官…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特务们抓住这一特点，以“最后一次与太太见面”相威胁，李文祥恐惧极了，要出去“交待”。这位难友极力劝阻，甚至说：“如果你要去交待，我就跳楼自杀。”李却认为“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于1948年12月叛变了，出卖了他领导的16个同志。

据烈士们反映，其他几个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净，刘国定更是“五毒俱全”，很早就有“喜欢乱抓钱、想讨小老婆”的毛病，叛变后对下属“颐指气使，随意呵骂”，但面对“新主子”又是一副摇头摆尾的奴才相。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解放后在一份材料中记录“徐远举从茶几上拿出一支香烟朝他丢过去，他很熟练地接住，不敢抽，我有把打火机递给他。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儿、有火儿，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走的时候，向后转应当右脚退后向右转动，他却左脚退了很远向左边转过去”。这话告诉我们，抛弃尊严、人品很差的人，不光是在我党我军这个先进分子群体中不好过，连反动派都瞧不起！

第七条，要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报告》提出，“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容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干部蒲华辅和涂孝文没有经受住考验，一失足成千古恨。蒲华辅是十年内战时期的老党员，中共川康特委书记，1949年初在成都被捕。特务用酷刑逼供，他熬不过，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造成严重后果。涂孝文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被冉益智出卖，1948年6月在万县被捕。特务用棉被蒙着他的头，乱棍毒打。他供出江姐等30多人，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被敌人逮捕，导致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彻底瓦解。后来在烈士们的劝告和教育下，他们拒绝再供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拒绝带特务抓人，终被敌人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临时时慷慨就义，英勇高呼“共产党万岁”，表现得“非常共产党”。但无论怎样表现，这2人的名字是没有刻到红岩“革命烈士”纪念碑上的。

这里，我们不禁感叹，无论你以怎样的理由，只要你成为背叛者，你就会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是何等不易!

客观地讲，蒲华辅、涂孝文与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等几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这“失足”所带来的是多少人头落地!“失足”也不是偶然的。烈士们对涂孝文的剖析是：“为人很小心谨慎，作事也踏实，不遇风浪确实是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仍然没有及格。”

严格进行整党整风这一条，据说是饱受十年牢狱之灾并因坚持斗争终被枪杀的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许晓轩坚决要求写上的。他在讨论时说到，在他们被捕前，重庆已发现在消极隐蔽状态下，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的倾向，并已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了！所以他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内的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容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第八条，要严惩叛徒特务。《报告》指出，“对于虐待政治犯、屠杀革命志士的主要特务和叛徒，应该缉拿归案予以惩办，包括叛徒在内”。这里我找到一组数据，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出卖，重庆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前后133人被捕。根据解放后核实，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总共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等地被国民党屠杀的烈士共有285人，其中包括5位随父母牺牲的孩子。

从得知新中国成立到看着战友离去，狱中的同志在期待与绝望中度过了最后的50多天，他们在悲愤中提出对叛党之人一定要给予严惩，对敌人要决不留情，指出“让狱中同志最感到痛心的是，绝大数同志在酷刑下都能不顾个人安危，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而少数几个资历深、职务高的领导干部却无耻叛变”，造成了200多人被杀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在这一条里提供了主要特务和叛徒的名单，除了已经被国民党杀害的蒲华辅、涂孝文等人，烈士们点名缉拿的叛徒有：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等人。1951年，3人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除此之外，其它曾经疯狂一时的特务叛徒，除个别人员逃往台湾，其余均在大陆解放以后全部被捉获，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三、“狱中八条”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再读“狱中八条”，这些意见字字如血、重若千钧，一字一句无不凝结着烈士们深沉的思考，至今重读仍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令人警醒，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党员干部个人品行修养的角度，我感到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和加强。

一是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我们每名申请加入党组织的同志，入党之初都怀有一种崇高而敬畏的景仰之情，都怀有一种“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的神圣之感。这是我们的“初心”，理应牢记在心、矢志不忘。①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要带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特别要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使之真正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魂”、统领各项工作的“纲”，时刻保持清醒头脑。②要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在这个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定，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迟疑、任何含糊。关于听党指挥问题，有两点必须要搞清楚。一个是，听党指挥的标准是绝对的、纯粹的。这个绝对、纯粹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再一个是，听党指挥是具体的、实在的。听党话、跟党走，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宣示忠诚的表态，必须在行动上落实落细落小。③要坚持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行胜于言，是党员干部应有的鲜明特质。看干部如何作为，就知道奋斗的目标方向在哪里，就知道有没有光明的前景。干部靠得住，就跟你干；靠不住，就远离你、抛弃你。只有每名党员干部都牢牢记住入党之初的铮铮誓言，都按照当初的承诺，做到笃行如初、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就能不断提高党的威信和号召力，立起共产党员的好样子。

二是要持续强固信仰追求。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我们入党时都会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也是我们的信仰和追求。烈士们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们对信仰信念的坚贞不渝、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坚守，泰山压顶不弯腰，虽九死而不悔，他们用鲜血做出的抉择在当代依然振聋发聩，启示我们要始终坚守信仰和追求。①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眼界就宽，心胸就开阔，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②盯着细节小事强党性。从点滴入手、从现在做起，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坚持用党性的高度、党员的标准，严格自我约束，时刻警惕小苗头，正视小问题，改正小错误，做到日常点滴养成严合法规，时时处处立起党员的样子。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按照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的要求，从交党费、过双重组织生活等具体制度严起，不断增强自己的党性观念、党性意识。③心存敬畏严党规。“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严守规矩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在艰苦卓绝、危机四伏的革命战争年代，一次不起眼的逾矩、不经意的越界，可能就关系到自己和组织的生死存亡。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充分认清党纪条规的严肃性，认清有章不循的严重危害性，始终以规矩意识砥砺自身，做到心中有法纪，办事靠法规，言行合法度，让信仰追求在守纪律、讲规矩中不断立起来、挺起来、实起来。

三是要持续加强品行修养。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如坚贞不屈、永不叛党的江竹筠、王朴、许建业、陈然等，他们倒在了重庆解放前夕，却想着党的未来长远发展。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面对种种酷刑折磨，大义凛然、高风亮节、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①明大德，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②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③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人的品行修养，不会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不加强修养和锤炼，党性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甚至可能完全丧失。我们要经常想一想红岩先烈们的凛然斗志、英雄气概，对照看一看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情况，更好担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

四是不断提升标准要求。作为党员干部，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理应在思想境界、党性修养、能力标准上不断提升、不断超越。①要始终保持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把工作当事业干。要深入知责，认真学习自己的工作职责，知道应该干什么，有什么具体标准和要求，带头负起责任，干好工作；要积极尽责，以扎实的工作作风，立足本职岗位，集中精力、兢兢业业、尽心尽责抓好每一项工作；要勇于负责，抱着对党、对单位、对岗位、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敢于担当、无私奉献。②要积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仍处在攻坚破冰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多思考、多研究，努力在推动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问题上取得成果。③要立足本职创造一流成绩。本职岗位是履行使命、实现价值的最佳平台。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始终立足本职岗位干工作，认真完成组织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始终用敬业的工作姿态、一流的工作标准创造出一流的工作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