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党课讲稿汇编（5篇）

第一篇：百年大党的纪律建设历程及其启示

（约7300字）

同志们：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党不断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法宝。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一定意义上说，党的百余年奋斗史，就是一部纪律建设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积极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实践，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制度利器，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了基础条件，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保证，成为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保障。我们党在长期纪律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留下了宝贵启示。下面，根据“七一”党支部工作计划和党纪学习教育具体安排，由我为大家作一堂党课报告，与同志们共同交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求生存、图发展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必须严明纪律以确保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因此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第一，把各项纪律规范立起来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加强纪律规范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纪律规范主要体现在党章中。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有多条涉及纪律的内容，其中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将“纪律”单独列出，并明确了九条纪律要求。经过党的三大、党的四大修改后，这些条文更加细化全面。党的五大党章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另一方面，在我们党通过的各种“议决案”中，也有关于纪律的规定。比如，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此外，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等重要会议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颁布的各种文件，都有就党的纪律问题展开探讨，有助于党的纪律制度化建设更好发展，为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重视纪律教育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纪律教育。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党纪教育。1942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将纪律教育视为重要一环。具言之，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文件，同时将《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等相关文献列入必读目录，组织全党学习。在军队方面，毛泽东同志强调，“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这种对纪律教育的重视成为赢得革命胜利的坚实保障。

第三，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建立和调整纪律检查机构。我们党成立之初的纪律审查工作，主要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级党部承担。1925年春，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关。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个党内监察机构。党的六大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设立了中央审查委员会，但它并非真正的党内专门监督机构。193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1938年，我们党决定在解放区设立党内监察机构，推动了党的基层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置与完善。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专设“党的监察机关”部分，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和工作方式等作了规定。此外，我们党还指导解放区人民政府建立了行政监察机构，为后续实践积累了经验。

第四，通过严格纪律执行保障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党不仅看重党纪规范的制定，而且强调落实。建党之初，蔡和森同志就曾提出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将严肃党内纪律视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强调“决不能使党的铁的纪律有丝毫的松懈”。1927年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对错误执行党中央决策的机关及个人予以处分，彰显了党的严格执纪。1931年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将严格执行党纪明确为当前工作的重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黄克功、刘力功等人的严肃处理树立了党纪威严。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实行党的法纪。基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的七大着重强调了政治纪律。党的七大党章将“四个服从”确立为党的组织纪律，提出了有利于强化执纪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对纪律建设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

一是根据全面执政条件下的新形势及时制定纪律规范。我们党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纪律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党的纪律建设的法规制度，奠定了党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纪律建设的制度基础。比如，为了加强组织纪律建设，我们党颁布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等；为了加强廉洁纪律建设，我们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等；为了解决党内各种违法乱纪问题，我们党颁布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等；针对党内分裂活动，我们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确立了延续至今的纪律处分体系，并对党的执纪机构作出新规定。这一时期，党的纪律制度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但也曾遭受冲击，比如党的九大党章、党的十大党章取消了“纪律”专章。

二是根据全面执政后历史方位的新变化更加重视纪律教育。我们党将纪律教育明确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强调其重要性。1950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有效增强了全党的纪律观念。在此基础上，《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强调要对党员开展普遍教育，使其强化纪律意识。党的八大党章规定，对于犯错的党员要“把他们留在党内加以教育”，这里的教育包括且应当以纪律教育为主。1963年至1966年，我们党在全国城乡开展了涵盖纪律教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我们党还不断推动干部纪律教育的正规化。

三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新任务全面加强纪检机构建设。1949年11月，《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出台。此后，我们党相继颁布工作细则等各种规定，为其履职尽责提供了制度保障。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专设了“党的监察机关”部分，使各级监察委员会发挥了更大作用。1962年9月，我们党首次提出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并对其派驻权作了明确规定，构成派驻纪检组的雏形。1969年4月，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此外，我们党对执纪机构也进行了改革，提出纪律检查机关推行双重领导体制，还决定设立各级监察委员。

四是以严格的纪律执行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推进。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的角色定位使得我们党需要接受各方监督，党的纪律建设要求也由此提高，因而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更加强调纪律的有效执行，以保障各项事业顺利推进。这一时期，我们党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大案和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捍卫了党纪权威。得益于1950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以及之后开展的整党运动、“三反运动”等，党的纪律性显著增强。党的八大把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视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这些论述标识了纪律建设的地位作用，指引着这一时期纪律建设的实践方向。

第一，根据改革开放新形势推进纪律规范化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后，党的纪律制度化建设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以党的十二大党章为标志，“党的纪律”专章的重设预示着党纪处分制度开始走向系统化新阶段。此后，党中央拟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1997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是我们党在执行纪律方面的首部条例。2003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将党的纪律分为组织、人事、廉洁自律及财经等方面内容。党中央、中央纪委还先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经过长期努力，党的纪律建设法规制度逐渐形成涵盖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等不同效力位阶的成熟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形成反腐倡廉制度体系。2012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就党内法规制定规范问题作了详细说明，成为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根本遵循。

第二，根据改革开放新任务深化纪律教育。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1983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党的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懂得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是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关键。”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这些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对纪律教育的重视。简言之，这一时期党的纪律教育主要围绕政治、组织、人事、群众、财经、生活、保密等内容展开，将戏曲、说唱等作为载体，丰富了党的纪律教育形式。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纪律教育日益规范化、制度化，党的纪律教育的实效性稳步提升，其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也日益成熟。

第三，适应改革开放新要求恢复纪检机构和优化纪检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得到恢复与重建，同时，党中央进一步理顺了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优化了纪律检查机关的运行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对纪检机构建设起到了指导和助推作用。党的十二大党章专门增写“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章，对纪检机关的产生、领导体制、任务与职权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党章还规定，中央纪委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为派驻监督提供了制度依据。党的十三大党章规定，中央纪委应以“书记、副书记”体制取代原本的“第一书记”体制。1993年，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这是新时期党政监督体制的重大改革，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这一时期，我们党还注重建立派驻机构，实施派驻监督。为确保派驻机构的独立性，中央计划对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并于2005年底基本实现这一目标。

第四，以严格的纪律执行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以“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的魄力狠抓执纪落实。1984年10月，陈云同志在对《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违反党的纪律，都必须给以应有的处理。”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党的十六大党章增加了“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等内容，丰富了纪检工作的内涵。总之，我们党在本时期特别强调遵守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加强纪律建设视为治本之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体现了党对纪律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于指导这一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党的纪律规范在新时代得到全方位系统性强化优化细化。《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新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文件相继出台，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更加完善的配套保障。我们党于2015年、2018年、2023年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新时代纪律建设的新鲜经验总结提升为明确要求，使党纪更加科学规范，且符合当前实际。此外，我们党新制定或修订了系列党内法规和纪律条例，确保党员干部有规可依、有纪必执，对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是根据新时代新任务扎实推进纪律教育常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加强学习宣传教育。”“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党在这一时期进行纪律教育的力度持续加大、水平不断提高、效果更加显著，且十分重视纪律教育的针对性和持续性，不断改善方式方法。具体来看，一方面，我们党在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的各种机构的培训课程中，设立了党纪学习专题。另一方面，我们党将经常性和短时期、集中式的纪律教育有机结合，推进了纪律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此外，我们党还特别注重把纪律教育融入各种主题教育中，丰富了纪律教育的开展方式。总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部署开展了六次党内集中教育，每一次都包含纪律的内容，筑牢了党员干部遵纪的思想基础。

三是根据新时代新要求持续纵深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为完善纪检机关领导体制而不懈探索，确保纪检机关双重领导体制更加科学规范。为强化派驻监督，我们党进一步强化中央纪委对派驻机构的直接领导，为派驻监督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九大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的定位。此外，我们党还创造性地推进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明确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201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要求各级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相统一，确保一切公权力的行使都在阳光之下。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之后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保障。2019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其作用在于通过强化约束来防止执纪权力的滥用。

四是以严格的纪律执行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顺利推进。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做到严格执纪。其一，落实“两个责任”。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厘清了两者在管党治党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有利于厘清权责与形成合力，保障纪律的有效执行。其二，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我们党深刻把握形势变化的现实要求，不断推进巡视工作创新，赋予巡视以新的活力，充分发挥了其应有作用。其三，贯彻依法执纪的“四种形态”。“四种形态”体现了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反映了我们党对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认识深化和实践进展。

...

第二篇：切实将《条例》刻印于心、见之于行 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干事创业实绩实效

（约3100字）

同志们：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这次党中央在全党开展的集中性纪律教育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机会，我们一定要珍惜机会，抓住机会，主动对标党纪学习教育目标要求，通过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筑牢思想防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一、聚焦“忠诚”这一根本点，在“学”上下功夫，力求学深一层、多悟一分

严明的纪律是共产党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密码”，加强纪律建设贯穿建党、兴党、强党的全过程。我省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重大要求的首先提出地，党员干部要有更强烈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真正把学纪这项基本功锤炼好。

带着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的深刻认识上好“政治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事实雄辩地证明，“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是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们在党纪学习教育中，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新征程上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带着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学习思考上好“必修课”。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三次修订《条例》，释放了从严治党越来越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这次党纪学习教育，学习的一个重点就是《条例》，要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结合实际学，原原本本学，以案说法学，深入领会新修订《条例》的重点内容和着力方向，紧扣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学习思考，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切实把他律要求转化成内在追求，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带着抓好贯彻落实的高度自觉上好“实践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学习党纪不仅在于“知”，更在于“行”。**一直以来走在全国发展前列，作为先发地区，面对的挑战更多，压力更大，责任也更重。要把党纪学习教育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贯通起来，与贯彻落实“四个走在前”“四个新”和“4+1”重大任务结合起来，在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时，经常性用党纪这把“戒尺”测一测、量一量，自觉在约束中工作，在监督下干事，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

二、聚焦“干净”这一着力点，在“守”上下功夫，切实守住底线、守牢红线

党员干部并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党纪党规为我们划出了红线，标明了底线。要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增强“检身若不及”的自觉，多看“前车之鉴”，多读“悔恨之言”，多思“失节之患”，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始终慎独慎初。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私底下、无人时，正是衡量党性观念强弱的试金石。要严以律己、高度自律，把正德修身作为终身课题，强化对纪律的敬畏和戒惧，以党纪党规“自检”，与先进典型“看齐”，用反面典型“警醒”，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做人做事尺度，系好第一颗纽扣，把好第一个关口，守住第一道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

始终慎小慎微。事物的发展总是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一步步积累和演变而成的。党员干部身上的大问题、大错误往往也是由小问题、小毛病而引发的，在小事小节上就要防微杜渐，拒毫末之错于千里之外。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问题的温床，要持续用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下大力气为基层减负，防止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文山会海等突出问题，及时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防止问题由小变大，由风及腐。

始终慎权慎欲。党员领导干部手中都握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权力，如果不能正确行使权力，就会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围猎的对象。要始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廉洁用权、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在权力、金钱等欲望面前砌起“防火墙”，架起“高压线”，安上“廉洁锁”。当前，还要落实党中央要求，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把更多的财力和资金用在基层“三保”刀刃上，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用在工作谋划推进上。

始终慎言慎行。俗话说，“慎言以养其德，节食以养其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党员干部身份特殊，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要慎言慎行，三思而行，管严自己的“嘴”，不该说的话不说，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自觉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始终慎友慎情。党员干部的身边未必都是“诤友”“益友”，甚至不乏“损友”，选择“朋友圈”务必慎之又慎，把握好交往尺度，明确交往规则和界限，特别是政商交往要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家庭是廉洁从政的重要屏障，要增强廉洁齐家意识，管好生活圈，管住家里人，管好枕边人，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促进好党风，带动好政风。

...

第三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共筑良好社会风气

（约8500字）

同志们：

站在勇于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于2022年2月颁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这一系列举措和重要论述充分表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扎实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要着力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正本清源，不断强化“不想腐”的思想自觉，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提供强大思想保证与精神支撑。

一、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遵循“明体达用”的生成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有着坚实的生成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源流，是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综合考量。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以“理论—实践—文化”三维模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体三翼”的叙事体系，滋养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气派。

（一）逻辑支撑：坚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谋划文化领域工作，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构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第二个结合”所拓展的文化空间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和马克思主义“魂脉”，形成了对文化自信自强的新彰显与文化价值体系的新阐述，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与思想引领，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进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为核心内容，以教育培根和润心化人为重要手段，不断进行党建理论创新和文化实践创新，为塑造廉洁政党形象、营造清廉社会氛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彰显出我们党坚定的文化自信与高度的文化自觉。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扎实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文化创新创造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激发全社会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以新气象、新作为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二）逻辑根基：汲取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思想的真理智慧

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廉洁文化”进行直接论述，但却在一系列文本中提供了“何以倡廉”的深邃智慧。一是在制度法规建设方面，强调以严格的纪律和纲领制约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政党的纪律建设。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要想保证革命胜利，“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避免党组织沦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政党走向腐化变质的危害，在其推动下苏俄相继出台了《关于贿赂行为》《关于肃清贿赂行为》《关于消灭拖拉现象》等一系列遏制腐败的制度法规，有效剔除了“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二是在官员政德建设方面，强调公共权力的“不可收买”。马克思认为任何权利的产生和运作，都以利益为依归，他强烈反对共产党的执政干部将公共权力用作交易，认为“不可收买是最高的政治美德”。立足权力的人民属性，马克思对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创建了由人民掌权的“廉价政府”，认为“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真正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变为了社会公仆。三是在主体建设方面，强调人民导向的价值锚定。列宁主张发动广大群众来惩治和预防腐败，指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更为可贵的是，列宁注意到了群众文化素质对廉洁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社会层面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扫盲工作，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同腐败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诸多有关廉洁文化建设的方法遵循，对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和借鉴价值。

（三）逻辑血脉：厚植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文明基因

廉洁文化是中华文明永续不断的精神基因。中国古圣先贤在追求自我价值中形成了对廉洁观念的系统思考与文化凝结。一是律己守廉，以主体自觉实现清廉自律。例如，儒家经典《大学》中讲“三纲八目”，将明德修身的自我锻造与入世济民的政治抱负有机贯通；西汉杨震“四知”拒金的佳话是先贤清正廉洁的生动写照。中国传统“修齐治平”的政纲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宝贵文化资源。二是制度保廉，以德法并举实现善治。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始终是廉洁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例如，汉武帝高度重视官员的孝悌廉洁品质，将孝廉列为察举制最主要的科目之一；隋唐时兴起的科举制将选官制度与教育制度结合起来，使统治者能够从不同阶层民众中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同时，历代统治者为整饬吏治不断发展传统监察制度。比如，秦朝始创官吏监察机构，设置御史大夫和监御史来纠察不法；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贪，编纂《大明律》推行严刑峻法，实现了吏治澄清。三是家风助廉，注重家族品德的传承延续。中国古代清官廉吏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以严格的家规家训鞭策子孙修道立德。例如，北宋著名廉吏包拯留有《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在此家风垂照下，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一生清廉自守，为后人称道。还有《朱子家训》《郑氏规范》《曾国藩家书》等诸多古籍以谆谆教诲育人立人，诠释着古代中国崇廉尚俭的家风道德。

（四）逻辑主线：赓续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型构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进路，催发了中国人民勇毅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顺应救国之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对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始终把廉洁文化建设置于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突出位置。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竞赛、设立干部培训学校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党内思想的空前团结，使清明政治蔚然成风，为今后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顺应立国之需。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资产阶级投机分子处心积虑的糖衣炮弹下，中国共产党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居功自傲、贪污腐化的苗头。中共中央全面开展了“三反”运动，有力遏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对社会风气的侵蚀。其后，中国共产党又针对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展了大规模的“五反”运动。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转变，为鼓舞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精神信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顺应兴国之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把握国际话语主动权、传播我国价值观念成为迫切需要。邓小平同志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性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方针，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范式。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反腐倡廉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完善党的反腐倡廉方针，形成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廉洁建设新思路。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为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建设服务，有效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效益和社会文明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顺应强国之需。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提高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严的基调狠抓作风建设、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以钉钉子的精神将反腐败斗争一抓到底，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零容忍”的态度祛除一切损害党健康肌体的病毒，建立健全了促进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长效机制。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践行“体用贯通”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建设是“体用贯通”的辩证统一，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增强廉洁文化建设引领力，彰显政治“大优势”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坚定文化建设前进方向，为深化廉洁文化建设、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一是用好思想建设的锐利武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历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优良的政治基因、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追求，是激励全党坚定信念、不懈奋斗的生动教材。习近平以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多次强调党史资政育人、砥砺品格的重要价值，使党史学习成为全体党员的必修课。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持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挖掘红色基因、传承优良传统，从党的奋斗历程中“获得思想的启迪、知识的武装，提高工作本领”，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信心和文化底气，并将党史学习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全社会掀起了党史学习热潮，为廉洁文化建设打牢了思想之基。

二是筑牢组织建设的战斗堡垒，提升选人用人标准。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事业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善于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适应新时代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明确好干部标准与培养路径，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细化干部“四德”考核要求，做到公道对待、公平评价、公正使用领导干部，使真正清正廉洁、踏实干事的好干部被重用起来。立足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习近平同志将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品格同“高素质”并列起来，明确了干部队伍任人唯贤的选拔原则，为建立良好政治生态、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打牢了组织之基。

三是增强制度建设的保障功能，健全反腐制度法规。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预防和惩治腐败滋生蔓延的根本举措，推动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协调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依法反腐、制度反腐，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扎紧制度篱笆防范“牛栏关猫”，使法规制度的高压震慑作用日益彰显。适应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需要，党中央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制定并完善了多项党内廉洁规范性法规制度，依纪依规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使党纪更好发挥“抓早抓小”的预防作用，成为反腐败斗争第一道防线。在“纪法贯通”的治理思维下，不断完善的党内法规推动着法治化国家建设进程，为廉洁文化建设打牢了法治之基。

（二）提升廉洁文化建设渗透力，关注社风“晴雨表”

以廉洁文化涵养时代新风，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不断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是立足教育层，发挥凝心聚力的价值导向功能。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塑造和引领新时代公民的思想道德、行为习惯，直接关系到社会文明风尚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着我国主流价值观念，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廉洁文化建设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新时代以来，廉洁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功能，以坚定群众文化信仰、提升群众文明道德素质为指向，将清正廉洁观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通过文艺演出、知识竞赛、影视广播等文化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群众文化生活，不断深化全社会廉洁文化认同，促进清廉文化建设共同行动，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形成了崇德尚廉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是夯实规范层，发挥塑造形象的渗透影响功能。廉洁文化要渗透到社会的基本细胞，需要推动传统廉洁文化在每个家庭落地生根，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着力推动清廉家风建设。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家风对涵养文化的重要性，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一方面，教育党员干部要有严于律己的修身观念，在家庭成员中以言传身教的主体示范充分发挥好“头雁效应”；另一方面，教育党员干部要管好身边人，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防范以血缘、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式腐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将家风建设分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规章制度中，不断创新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考核机制，并充分发挥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形成了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三是优化服务层，发挥创新创造的熏陶教育功能。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有效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大众文化普及。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文化建设导向，不断加强廉洁文化公共设施建设、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建设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廉洁文化资源统筹，创新机制、拓展内容，以清正廉洁为思想内涵，以各种文艺表现形式为载体，将廉洁教育寓于戏剧、影视、书画、文学作品等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中，通过廉洁公益广告、廉洁小品、廉洁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使受众在艺术享受与活泼气氛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熏陶。

（三）增强廉洁文化建设辐射力，不断扩大“廉洁圈”

公正、清廉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对话场域与交流平台，彰显着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

一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让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得以走向世界、使中国声音赢得了更广泛的国际理解与认同。进入新时代，我国不断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将“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充分挖掘不同时期廉洁文化资源，将古代的包拯、海瑞等清官事迹同当代焦裕禄精神及新时代反腐工作有机融通，不断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技能与本领，“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展现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培养越来越多中国故事的倾听者、爱好者、研究者。在廉洁故事载体上，我国充分发挥新兴媒体作用，构建起全媒体文化传播格局，通过文学、影视、音乐等多种廉洁文艺作品不断提升中国故事的国际舆论关注度。

二是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以来，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同志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的观点。在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基础上，我国不断加强廉洁文化宣传力度和海外腐败预防能力，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倡导各方坚持廉洁理念共建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文交流，将“民相亲、心相通”的民间外交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中，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不断夯实各国间的人文基础和民意基础，为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结牢情感纽带，涵养精神动力。

...

第四篇：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筑牢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基础

（约11700字）

同志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之势在党内展开各项反腐行动，并数次强调加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首次将“三不腐”认定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方略，彰显了党中央的反腐决心。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首次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这就明确了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建设方向。202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及重点作出具体要求，明确将其纳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布局中。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要以“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使全党“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2024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进一步从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家风建设、廉洁理念及廉洁典型的宣传等方面出发，强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党员队伍的理想信念、权力观、亲情观等观念正确形成的重要意义。这些讲话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与根本遵循，凸显了廉洁文化建设在增强党的反腐拒腐能力、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等任务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需要深刻剖析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和实践意义，以实现其实践进路的明朗化、常态化与长期化。

一、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必要性

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植根于对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相关理论的运用，对中华优秀廉洁文化的传承与吸收，具有科学且深厚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正是解决当前党内所存在的“四风”问题、“七个有之”问题以及违反党的八项规定等腐败行为的重要指引。

（一）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加强需要探寻克思马、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在此科学理论指导下，充分挖掘中国特色廉洁文化，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廉洁基因，将其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及先进技术相结合，焕发新生机，为廉洁文化的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1.运用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相关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之际，意识到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创立与有序运行需要加强廉洁文化的建设，坚决与腐败分子作斗争。列宁则是在管理国家与政党的过程中发现了权力腐败的问题，并对廉洁文化的建设进行了相关探索。虽然这些经典作家并未明确提出“廉洁文化”或“廉洁文化建设”的概念，但其相关论述对于新时代党的廉洁文化建设都具有借鉴意义。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仆意识是公务人员需时刻铭记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共产党“强调和坚持同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这是由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所决定的，需要将此思想内化为政治信仰，在任何时候党制定方针政策都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且各层领导机构都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其次，提出要建设廉价政府，消除特权以避免腐败。他们强调“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公职人员与工人的工资待遇同等；另一方面，对于农民要免其赋税，并实现从政治、经济、法制上完全废除等级制和高薪制的保障条件，以广泛的节约和政治、经济的改革，建设廉价政府。最后，废除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私有制。他们认为“代表最卑下利益的贪欲、物欲及对公共财产的占用”等腐败行为破坏了无阶级区分的氏族制度，因此，应该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此外，列宁认为，党内廉洁的建设应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提升对廉洁自律的认知与主动性，应通过建立健全惩治腐败的法制建设以震慑贪污分子，应通过加强人民的监督力度、拓宽监督方式以保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最终达到防止坏分子和“那些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进执政党里来”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反腐倡廉的相关论述，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供应了充足的理论养分，是重要的思想引领。

2.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廉洁文化的重要根源，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优质土壤。中国古代对反腐倡廉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其中，在制度方面，主要设置有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对各级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在思想方面，主要突出了廉洁规范、廉洁行为、廉洁效能、廉洁评价等，诸多要素构成了廉洁文化，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廉为政本，最初是由晏子所提，即“廉者，政之本也”，之后管子也将“廉”列为国之四维之一，充分凸显了廉洁对执政者行为规范的政治属性；二是廉以任人，中国古代诸多贤明君主将“廉洁”作为挑选和评价官员的标准，《周礼》明确记载古代对官吏政德的考核标准，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三是廉以修身，强调廉洁文化也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公生明，廉生威”，唯有为政以廉，以德养廉，方能实现“不令而行”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古代优秀廉洁思想运用于当前廉洁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教育之中。

3.继承发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中国共产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关于廉洁文化的重要精华，对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红色基因精华。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例如，从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出台的党的历史上首个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中央苏区时期通过开展党内教育、提出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等纪律要求、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带头节约公共资源等，再到延安时期频繁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发布《惩治贪污条例》《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各方监督体系，甚至在“进京赶考”前，毛泽东还提出“两个务必”的自律要求。革命文化所淬炼的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对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改革期间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如邓小平提出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将反腐问题提升至重要地位，他表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成功也毫无意义。江泽民非常重视党群关系与党风建设，他强调腐败的逐渐渗入与渗透将使党走向自我毁灭。胡锦涛认为，腐败问题会削弱执政基础，降低执政能力，动摇执政地位，各级领导干部要端正思想作风，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建设廉政文化，“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相关廉洁理论的指导下，充分总结了中华优秀廉洁文化，对中国古代的廉洁奉公、为政以德等思想以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公为民仆、正风反腐等思想充分继承、转化与发展，大力开展反腐倡廉行动，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注入了丰富内涵与活力。

（二）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通过开展“打虎”“拍蝇”“猎狐”等行动，相继清除了一批批信念信仰缺失、思想不正、作风腐败的领导干部。仅就2023年前三季度数据来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128.3万件，立案47万件，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有79.721起，批评教育114.238人，党纪政务处分80.096人。其中，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是党风、政风或家风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亟须将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深入推进。

1.党风问题亟待解决。党风问题的本质是党性问题，党风纯洁与否则是衡量党员队伍是否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主要标准。党风问题主要表现为“四风”和“七个有之”问题。“四风”问题包括：一是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理论学习态度不端正，在工作上文山会海、不讲实效、虚张声势、好大喜功、敷衍了事，思想政治教育未能入脑入心，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能及时修正，终究是“客里空”；二是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脱离群众与实际、滥用职权，对上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在实际工作中拍脑袋决策，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三是享乐主义，主要表现为追名逐利、贪图享受，在工作上逃避责任、缺乏创新、遇难则退，在消费上铺张浪费、假公济私，等等；四是奢靡之风，主要表现为创造并利用公款消费机会大肆挥霍，频繁穿梭于高档场所，作风低下，道德败坏。“七个有之”问题则主要表现为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大搞“圈子文化”“码头文化”，通过匿名举报或造谣诬告他人，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通过封官许愿以收买人心、拉动选票，还有部分领导干部阳奉阴违、妄议中央，等等。这些腐败问题任其发展则势必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群关系，影响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乃至执政前途，亟待解决。

2.政风问题影响进步。政风问题主要是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实际工作中态度冷漠、不切实为民服务，出现懒政、庸政、怠政的现象，使群众在办事过程中易碰到简单程序复杂化、服务态度恶劣化、在位不在岗等情况，迫使群众有关系找关系、有钱花钱以快速办事，一时致使腐败文化不断侵蚀民风；在工作态度上部分部门则采取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等手法，大搞面子工程、半拉子工程，企图使工作业绩蒙混过关。而无论是脱离群众还是敷衍上级，都表明政风问题主要在于宗旨意识薄弱，廉洁文化中的清廉、为民、务实等思想未能深刻入于心见于行。可见，政风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从而会影响群众对政府的评价与政府公信力，需要加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以常抓长管。

3.家风问题需要重视。家风问题的核心是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价值观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领导干部受家庭影响而出现腐败问题，如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违规提供工作安排、经商便利或生活照顾，或受配偶的“枕边风”、亲属的干扰而影响某些工作的公平公正；二是领导干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家庭成员腐败行为所累，如家庭成员在其背后利用其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或行方便之事，导致领导干部受其牵连。这两种腐败情形究其根本是家风不正所致，这就需要党员干部重视发挥廉洁文化在家庭中的作用，以消除家风问题。无论是党风、政风，还是家风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人员的腐败心理所致，只有从思想上纠正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总开关”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使党员队伍实现从腐败心理到廉洁心理的彻底转变，形成全社会广泛流行的廉洁文化，以实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二、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

“廉洁”一词最早见于屈原所作：“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东汉王逸将此句注解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此处即以“不受”“不污”表明就臣子而言其“廉洁”之意。“文化”一词最早见于《易经》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即为以文教化。因而，“廉洁文化”的本质即为使廉洁思想形成社会风尚，并将其受众教化为不受不污的品行高尚之人。且相对于“廉政文化”的涵盖范围，“廉洁文化”除包括对公共权力人员廉洁行为的塑造以外，还包括对清廉社会生态的创造。在廉洁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就部分受腐败心理及腐败机会蛊惑者而言，除增强其廉洁自律性以外，还需以外力制止或惩治其腐败行为，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反腐需求。经过长期对执政行为的规范，将廉洁行为内化于心而形成廉洁心理，后通过全社会广泛且长期的实践，方能在解决反腐需求的基础上形成廉洁文化，以此消解乃至根除腐败心理及腐败机会。同时，因受党员队伍的庞大性、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周期性、腐败现象的反复性等因素影响，廉洁文化建设需要长期性、常态化开展，以最大限度消除腐败心理及腐败机会。其中，廉洁心理的形成则是关键且较有挑战的一步，因此，应注重全党廉洁心理的培育，夯实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政治信仰和思想道德，加速其对廉洁的理解与践行，促进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的建设。

（一）不忘初心：坚守信念、信仰与道德红线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高尚的道德则是对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基本要求，是实现为民服务、对党忠诚的重要品质。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最根本的要求是要坚守信念、信仰与道德红线，保持党的政治底色长久鲜亮，保证共产党人不忘入党初心。以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为支撑的纯洁思想，是保证共产党人廉洁行为的重要因素。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便以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信念信仰为支撑，经过浴血革命、艰苦建设、改革创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新时代。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破局并发展壮大是关乎党和人民前途的关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部分党员干部之所以会出现腐败问题，主要是因为理想信念的动摇乃至滑坡、信仰的迷茫和精神的迷失、思想作风腐化所致。要坚定信念信仰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党就必须在加强廉洁文化的传播与建设基础上，时刻注意补充理想信念之“钙”，筑牢思想作风之“堤”。道德高尚既是对廉洁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全体党员的精神支柱，还是廉洁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当前，德才兼备是党组织选任干部的重要条件，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是保持党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的重要保证，“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其中，就修身之私德而言，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对自身乃至家庭成员行为的约束，即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使外界以小窥大，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立威之公德而言，主要是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想民所想、急民所急、解民所忧，以脚踏实地的态度在群众中树信立威；就服众之大德而言，主要是指各位党员干部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立场，在党内外的各种诱惑前岿然不动，在各种风险挑战下能不惧艰险，以行动彰显真章。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建设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与挑战，因此，党员干部要以高尚的道德为价值追求，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且深入地推进，这是夯实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根基和重要目标。

（二）守正创新：以文化自信为丰富发展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共中央从确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坚持文化自信，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再到系统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都充分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根源和底气，深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视。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以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而党的自我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发挥本体主观能动性，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伤，实现主动廉洁；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充分强调文化自信的建设，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个结合”，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廉为政本、崇德尚廉、不受不污、崇廉拒腐等思想荟萃的基础上，形成廉洁思想。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这一重要课题，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生态的精神主导，与政治生态相互影响，而廉洁文化建设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治生态的建设也有重要影响。为此，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要以文化自信为原则，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价值，发掘优秀廉洁事迹，充分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廉洁作风与优秀家风等红色基因，充分实践并优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廉洁方针政策、廉政文化等相关内容。同时，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行动引领，深化理论认识，将政治强化与廉洁文化相融合，不断丰富其内涵，深刻其效用，以促进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优化。

（三）净化思想：以培育廉洁心理为关键目标

北宋张载曰，“欲事立，须是心立”。腐败行为是由腐败心理和腐败机会共同作用而成，腐败心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消除腐败行为的关键在于培育主体的廉洁心理，从而外化于廉洁行为，经过良性循环，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廉洁文化，以满足反腐需求。就反腐目标而言，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个目标中，前两者都可以通过建立规范行为、惩治腐败等廉洁制度的外力约束或震慑完成，而“不想腐”则需要使行为主体由内而外地产生拒绝腐败行为的心理状态，这是最重要且最难实现的。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健全廉洁制度的笼子，施以强力约束，使不敢腐和不能腐的行为转化为不想腐的行为，长此以往，也必将潜移默化，逐渐使行为主体形成廉洁认知；另一方面，则要通过教育感化对主体进行精神激励，使其坚定内心所存的廉洁认知，进而使廉洁认知升华形成廉洁信念与意志，最终形成廉洁心理。除了外力的教育与约束，廉洁自律也是形成廉洁心理的关键。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因此，共产党人要加强“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主动学习历史知识与先进思想理论，以增强党性修养。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更应发挥带头作用，与特权思想及行为、违反各项制度、铺张浪费等行为作斗争，从而使廉洁心理由内而外快速形成。而廉洁心理在社会上广泛形成并持续发挥效用的效率，则决定着廉洁文化的形成速度，因此培育廉洁心理是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关键目标。当前社会的整体廉洁度还具有提升空间，这就给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提出了现实挑战与要求，也表明廉洁文化的建设对于党和国家的整体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问题导向：以清除党内腐败文化为重任

廉洁文化是相对于腐败文化而产生的，腐败文化在执政党内的繁衍流行，必将对党造成严重威胁，而这也正是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与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反腐斗争称为“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而腐败文化产生的原因主要如下：因受封建传统糟粕文化的影响，部分官员干部或因亲属的期望，或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从政，在任职期间又因好面子而利用特权“帮扶”远近亲戚，一人得道而后鸡犬升天，一时将伦理纲常与腐败行为混淆，深陷腐败泥潭而不自知。此外，还有部分官员干部深受现实物质利益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金钱与地位面前不忍拒绝、不会拒绝，从而堕入腐败深渊。更有甚者，不仅自己腐败，还借机拉拢其他领导干部下水，为腐败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土壤。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反腐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而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愈加受到重视。从发布《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分别规范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行为，到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严格规定全党政治生活与政治作风，再到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以明确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的培养以及对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意义，这些都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以清除腐败文化的决心。由此可见，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清除党内腐败文化，做到有案必查、以案促治，使廉洁文化占领作风高地，引领文化潮流以形成社会风尚。党中央对新时代执政党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视，是由党一贯的廉洁政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要注意夯实清正廉洁的信念信仰与道德根基，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先进理论注入廉洁文化建设之中，以内外多方合力清除腐败文化，形成廉洁心理以促成廉洁文化，才能保持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证党的肌体健康。

...

第五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3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党的生日，表彰先进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在此，我代表党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党组织和个人表示衷心的祝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面临的工作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越是关键时期，越要从严管党治党，凝聚党心民心，形成一股强大磅礴的合力。下面，我讲三点：

一、讲党性、重品行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员干部职工应当如何讲党性、重品行呢?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和道德观。

（一）关于人生观的问题。人生观是“总开关”，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人生观正确的人，一辈子可以活得很充实、很积极，可以干出很多有意义的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必须做到：

首先是要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只有理想信念坚定，才能烈火炼真金、危难见真情。面对地震灾害，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无私无畏无惧，积极响应号召，毅然停休迎战、逆行而上，执着坚守岗位、勇斗天灾，以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为打赢抗震救灾硬仗贡献了力量。我想，这正是源于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源于我们对伟大祖国、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爱国、矢志不渝的信党。爱国，就是始终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起来，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信党，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

其次是要正确对待利益。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就比泰山还重。大家一定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正确把握利益关系，正确对待个人利益，正确看待个人得失，经常想想那些英雄先烈，比比那些先进典范，看看那些困难群众，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抱怨、去计较？有什么理由不知足、不求进取？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当官就不要想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在入党誓词里有这样一句话“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正确对待利益得失，端正利益观。党章《总纲》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种坚持大局，把人民利益高举过头的利益观，就是共产党人的利益观，我们要时刻谨记。

第三是要懂得珍惜幸福。当前，我们队伍有“三高”，一是工作高压，机关肩负着重大职责，任务繁重，压力巨大；二是舆论高压，人民群众对工作有高要求，干部职工的言行举止都处于放大镜之下，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三是生活高压，工作忙了，照顾家庭的时间自然就少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对幸福失去正确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大家努力工作、忘我工作，就是通过奋斗、通过奉献，把蓝图变为现实。当梦想照进现实，必定充满喜悦、倍感幸福。我们只要经常想一想、算一算自己为国家做了多少事，为社会出了多少力，为人民群众解了多少难，必将令人警醒、催人奋进。这是一种成就感，能使人愉悦、促人充实。

（二）关于权力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总书记还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都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作为干部职工，手中掌握着执法的权力，更应自觉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首先，要正确认识“权”。权力来自哪里？这是树立正确权力观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权为民所赋”，组织培养了我们、人民养育了我们，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甚至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的关键时刻，必须正确对待牺牲奉献，要向先烈前辈看齐、向先进典型看齐、向人民群众看齐，始终明白权从哪里来，用权干什么，要始终清醒认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公器”，不容私用、勿裹私腻。

其次，要正确运用“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今天，我们更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践行“权为民所用”。那么如何来践行“权为民所用”?我认为，一要反特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宪法》第5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特权现象不遏制，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对党和政府产生信任，社会就不可能风清气正，腐败问题就不可能铲除。这就要求大家特别是各单位“一把手”身体力行，带头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二要不争权。“道相同则心相知，心相知则力相合”。班子成员之间、单位之间，要珍惜合作共事的机会，平时多加强沟通、多交换意见，互相信任不猜疑，互相尊重不争权，互相支持不推诿，互相配合不扯皮，互相补台不拆台。三要慎用权。权力具有天生的腐蚀性，如果不受监督，就容易滋生腐败。各单位主官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自觉接受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是把“双刃剑”，掌权为公，权就会造福人民；掌权为私，权就会造祸人民。大家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防微杜渐，慎之又慎。要对权力始终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利用权力把党和国家事业做大，在权力面前把人做“小”。我们基层的党员干部职工，不要认为自己的级别低、权力小，没有什么要防患的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必须时时刻刻予以警惕，谨小慎微，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谨记：权力为公，是光明之门；权力为私，是地狱之门。

（三）关于道德观的问题。加强党员干部职工的道德修养，自觉提高拒腐防变与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必要。

首先是锤炼好品行。一要永葆忠诚。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认真执行党的决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执行过程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二要懂得感恩。时刻不忘组织培养，常怀感念之心，常存感激之情，常报感恩之德，将感恩之心化作报恩之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做到用感恩之心对待组织，信赖之心依靠组织。三要爱岗敬业。干工作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只有埋头，才能出头。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克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等不良倾向，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四要任劳任怨。党员干部职工要在有功劳的时候不伸手、有苦劳的时候不计较、有疲劳的时候不抱怨。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肯于吃苦、乐于吃苦、敢于吃苦，在吃苦中砥砺品质、增长才干。

其次是涵养好境界。要心系大局，心胸豁达。只有心胸豁达，方能成就事业、方能收获快乐；只有心胸豁达，方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成就百姓。

最后是培育好风气。风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可以强烈感知，而且有着巨大的能量。好风气能聚人心、出人才、兴事业，给人带来安全感、温馨感和幸福感。党员干部职工要勇于激浊扬清，自觉树立良好风气。

二、敢作为、勇担当

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更应敢于作为、勇于担当，当先争先、实干实效，在新时代奋力创造新业绩、实现新发展！

（一）增强“作为”意识。事业要想有好的发展，一是要有好的发展思路、二是要有好的工作方法、三是要有好的作风。这也就是要解决干什么、怎么干、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去干的问题。

首先要精准谋思路。任何成功源于一个正确思路，思路正确就能保证工作不偏离方向。一要把握大势谋思路。《孙子兵法》中说，“善战者，求之于势”。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说，“善弈者，取势”。说的都是同一道理，注重把握大势，谋篇布局，谁取得了“势”，谁就掌握了胜利的主动权。为此，我们在谋划工作思路时，必须特别注意顺势、因势、用势、取势，从宏观上把准事业发展的方向。二要立足实际谋思路。谋划工作思路必须充分考虑我们当前的基础、条件、资源等客观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灵活变通，既要保证能够立得住，还要保证能够落得实。三要着眼未来谋思路。谋划工作思路必须与时俱进，既要立足现在，也要着眼未来，用战略的眼光、超前的思维，充分把握新形势、新机遇，准确分析工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情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有效增强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指导性。

其次要精细学方法。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主席曾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讲究工作方法和艺术，是适应和胜任工作的法宝之一。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一要抓重点。牵牛要牵“牛鼻子”，抓落实要抓重点。抓主要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科学。对千头万绪的工作，要精于分类排队，分清轻重缓急，善于把力量相对集中起来，着力解决涉及全局性的突出问题，就容易打开局面，发挥连锁效应，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二要抓短板。大家都知道“木桶理论”，其核心内容为，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抓落实是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抓住重点，也要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把“木桶”上的那块“短板”补齐。三要抓统筹。目前，各单位的工作任务都很大，头绪也多，涉及方方面面。科学的方法就是要区分主次、区分先后。就像弹钢琴一样，不能始终只按一个指头，也不能十个手指一起按，必须按照乐谱去弹琴键，这样才能演奏出美妙动听引人入胜的乐曲。

（三）积极担纲履职。一要用心想事。“用心”，就是要有热情、有干劲，要动脑筋、善思考；要了解政策、熟悉程序、掌握规律，提高想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要主动干事。我们要坚决不做“十种人”，即：思想认识“一般人”、能力素质“普通人”、入党前后“两面人”、执行命令“打折人”、被动应付“慵懒人”、矛盾面前“老好人”、纪律约束“自由人”、日常生活“享乐人”、工作任务“旁观人”、群众身边“陌生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动干事。单位负责人应一事当头，主动打先锋、作表率，积极为整体工作和全局利益奉献智慧。中层干部要主动配合、加强协作，出点子、想办法，主动为领导分忧解难。基层干部职工也要履职尽责、争先创优，做新时代的干事创业者。三要担当处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连，有权必有责”。担当处事就是勇于承担责任。肩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任。必须负的责，迎着风险也要担。担当精神就是一种基于对行为合理性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意志和行为品质，是使命意识和责任观念的有机统一。大家要胸怀与使命任务相适应的格局境界和责任担当，深刻理解和把握新形势下职责使命所蕴涵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强化党员意识，真正把党员身份亮起来、把党员标尺立起来、把先锋形象树起来，积极作为，敢于担当，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三）优化创业环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优化党员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环境，不仅能进一步巩固好党群关系，激发工作热情，更能挖掘队伍的潜力和创造力。一要鼓励创新。根据大数据建设发展需要，结合部有关要求，坚持传统与科技相结合，以技术创新为重点，以基层党员干部职工为主体，组织引导基层一线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和工作实践，聚焦大数据应用，加强工作方法“微创新”和技术、装备、软件、工具等小发明、小创造，重点挖掘广大基层干部职工在信息化应用、设计研发等方面的创新成果，激发广大基层干部职工干事创业、服务民生的激情与能力。二要宽容失败。建立健全机关容错纠错工作机制，把严肃执纪与支持干事创业、改革创新、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科学对待改革和实践创新中出现的问题，严格区分失职与失误、敢于作为与乱作为、负责与懈怠的界线，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党员干部职工，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要强化监督。坚决不用那些不想干事、不会干事、干不成事的人，对那些主观上消极避事、畏缩避难、推诿避责、不敢担当的党员干部职工，及时予以惩戒。对因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足、工作不实等原因，贻误工作或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且经约谈、提醒、函询后仍未改进的，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严格问责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