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量:203 | 发布时间:2024-01-15
同志们: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重大论断原创性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政治命题,深刻洞悉“大党独有难题”内具世界大党发展“难题”之普遍性与“独有”之特殊性的二重深蕴,将行动关键置于纾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进一步以“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指向作出深刻剖析,集中彰显中国共产党管大党、领大国的历史自觉与实践理性。“大有大的样子”的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历史征程中书写中华民族的恢宏史诗,相应衍生出“大有大的难处”,务必以“大有大的优势”予以纾解,助推中国共产党这一超大规模的政党朝向内具政党善治、社会良治、国家长治三重深蕴的“可大可久之道”行进。借此机会,我谈几点体会,以供大家参考。
一、“大有大的样子”:大党独有难题的提出渊源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诠释大党独有难题的生发语境务必界定何谓大党“大的样子”。从政党组织视角来看,大党的一般表征指涉政党成员众多、组织架构复杂、存续时间长、治理效能高等基本特质。西方注册党员总数庞大或历史恒久的大党老党,其所面临的难题与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难题难以相提并论,因此大党难题的“独有性”务必结合自身样态的特殊性予以解答。植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体论视角诠释大党之“大”,其衡量标尺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表象形式的指涉时空维度的衡量指标,如组织规模多寡、存续时间长短等;二是本质维度的指涉政党属性、文化的衡量指标,如使命-责任的担当逻辑、坚持科学理论指引等。由此型塑大党独有难题的生发语境。
(一)规模体量庞大指涉大党组织架构之“大”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一语回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仅有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领导14亿多人口、拥有9800余万党员并彰显强大政治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相较中小型政党,大党之“大”在表象形式上首先体现在政党规模体量庞大、覆盖范围广等量化要素。“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与西方政党作为利益集团聚合体的精英型、卡特尔型政党属性相比,中国共产党牢牢恪守以彰显人民群众意志为价值旨趣,以团结、依靠人民群众为治国理政的动力源泉,并以其组织开放性、包容性的特质,最大程度吸纳整合工人、农民等多元阶层的先进分子。“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内具与其他政党大异其趣的组织架构。一方面,党中央、地方党组织及基层党组织构成党的领导“一竹竿打到底”组织体系的纵向坐标;另一方面,运用党组这一领导机构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横贯于人民团体、经济组织等,构筑政党对社会空间的全覆盖“一张网”。由此,党员总量庞大、组织架构“横到边、纵到底”构成大党超大规模的组织样态。“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相较西方政党成为进出自由、人员庞杂的“政治俱乐部”,大党之“大”更为强调其在本质维度的集中表现,即党员的整体质量。中国共产党坚守自身先锋型政党属性,注重对党员队伍的革命性锻造,以实现质量层面的优化提升。在价值认同层面,以培育党员队伍对人民至上等价值理念的政治认知为切入点,培育其政党情感认同生发;在组织原则层面,依循民主集中制、严明纪律规矩将社会生活中的先进分子改造为内具政治判断力、领悟力与执行力的党员,契合大党“独立的、有战斗力”两大内在规定。
(二)存续恒久稳定指涉大党执政地位之“大”
形成时间较早、政治资格较老与存续时间较长等多维指标型塑政党成为大党的必然要求。政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政治生活的组织载体,其存续的核心价值更多强调通过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垄断”合法政治组织、赓续政党生命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党派政治渊源的西方,“执政党”一词内蕴两大理论预设,即掌控国家权力范围的限制性与选民授权机制下执政年限的时效性。与西方政党依靠选票“进入”国家的本性驱动,依托短期组织动员方式实现一定时期内的政治领导相比,中国共产党绝非“为执政而执政”,其存续的恒久稳定性表现在巩固执政地位并彰显长期执政能力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现代历史逻辑中的革命党性质天然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国家身份”。回溯中国共产党的生发史,绝非西方以议会为中心并通过开展选举活动建构的政治组织,其独特政党身份实现由开展革命动员、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向谋求全国执政并实现长期执政的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三重身份于一体。另一方面,由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葛兰西都突出无产阶级政党毫不动摇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为适应交织耦合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中国共产党实现具体执政理念、治理方略等国家治理体系的功能性调适,履行兼具合意性与合法性的领导权、执政权以延展政党存续空间。
(三)科学理论指引指涉大党政党文化之“大”
政党这一政治共同体一方面能够立足利益而结合,另一方面也能厚植价值、信仰以构建。依循资本逻辑的西方政党,其纲领性承诺成为代表少数群体利益、竞夺执政资格的理性工具,因而丧失了对政治立场、理想信念的坚守。“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在党建设的百余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基于无产阶级政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的本质规定,一方面经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中国化与“民为邦本”等传统价值观念时代化的同频共振,在把握“两个结合”中增强对大党政党文化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具有革命教化功能的国家政权,以观念上层建筑形态的政党文化为指引,建构为广大人民群众价值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政党文化绝非僵死而一成不变的理论说教,而是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精准研判中国具体实际以推陈出新,由此在强化政党文化对真实世界的客观诠释力及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中型塑大党政党文化之“大”。
二、大有大的难处: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刻内涵
“六个如何始终”的提出,深入剖析了大党独有难题“大也有大的难处”的内涵指向。从生发语境上看,“六个如何始终”是由组织架构之大、执政地位之大、治理效能之大、政党文化之大所支撑起大党“大有大的样子”衍生出的具体命题。深入理解大党独有难题,务必结合新征程新使命新要求,对“六个如何始终”究竟为何难、难在何处予以回应。
(一)思想与行动辩证统一难题: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大党的超大政党规模内具双重面向,在一定条件下彰显强大社会整合、资源配置功能,并形成正向规模优势,相应出现规模问题引发的治理负荷。“治大国”与“管大党”赋予的“叠加规模”塑造中国共产党超大规模这一内在规定,但相应地意味着政党内部构成要素在思想、意志与行动层面存在的异质性。思想居于行动的先导地位,如何在始终凝聚思想共识的基础上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关系到党的团结与集中统一,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
1.差异性之难。一是组织细胞来源的多样性。2022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党员总数已由2012年底的8512.7万发展至2022年底的9804.1万。针对党组织延伸至新的社会阶层、行业的新动向,中国共产党采取吸纳新兴领域中的先进分子的方式,以夯实党的社会根基。何以提升党的创新理论、决策部署在新兴业态、新就业群体中的思想引领力,并促使党员队伍在消解思想差异、凝聚党内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统一行动成为务必解决的难题。二是党员因年龄梯次存在的思想差异性。一方面,部分老党员受革命洗礼,政治立场坚定,但先进管理知识、技能的相对匮乏致使其难以引领现代化政党的组织治理。另一方面,伴随资本逻辑之宰制甚至消费主义之滥觞,青年党员虽内具较高科学文化素养,但其精神生活易被世俗生活的物欲化所遮蔽,有可能在高度世俗化的社会空间丧失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2.分散性之难。“如何确保全党在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尤其不易。”超大规模政党在逐步壮大的进程中,与政党文化、纪律规矩相悖的政治诉求、价值理念等异质性“潜特征”难免被移植乃至增殖,党员队伍价值理念中超越血缘等普遍主义价值观与熟人社会任人唯亲等特殊主义价值观交织,成为滋生党内利益多元化与矛盾尖锐化的“催化剂”。因此,党内“利益共同体”等非正式组织及圈子文化、个人主义等背离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义倾向加速向基层蔓延,致使维系大党组织架构的思想、意志支撑与行动动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3.监控性之难。基于引领群众、寻求社会支持的本质属性,大党内具严密衔接、涵盖范围广的“齿轮型”组织架构。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系统,有效衔接巡视巡察等体制机制以追踪政策执行等情况,但囿于党员规模庞大、链条较长的组织架构,大党对政策执行环节的掌控力、任务管控力及监督问责力呈现弱化,易出现监督的功能性缺位、政策部署难以落地至“最后一公里”等问题,由此超大规模政党践行组织运行上下贯通的任务愈加艰巨,客观增加全党统一行动之难。
(二)政党内外适应性和谐共生难题: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空间维度执掌国家政权,即面临何以在时间维度永葆政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之“难”。“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党都需要基于生存环境、执政目标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功能性调适,因而政党适应性成为大党在长期执政状态下为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问题所必备的能力。在中国共产党“外压内需”的执政环境下,提出提升大党对组织内外环境的动态适应性之“难”。
大党“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的过程,即强调“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首先就需要结合对国内外发展局势的科学研判,明确自身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当今世界由民粹主义等事件导致的动荡源激增,加之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交织,局域治理失灵在世界市场影响下引发全局性危机,对实现我国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提出严峻考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城乡、地区等层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竞争理性与网络等虚拟公共空间的空前膨胀促升人民理性表达的诉求,这些成为影响大党重大风险研判、评估、防控能力的关键变量。基于国内外发展环境中一系列难以预期的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否始终科学洞察国内外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将影响大党是否能够及时认识并把握自身存在的问题,客观要求存续于特定执政环境中的大党提升驾驭错综复杂的执政环境与社会转型矛盾的环境监控力、生存适应力,围绕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变化的特定场域调整党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关键抓手。
长久的政党存续时间与和平的发展环境易使部分大党“沉湎于”令人瞩目的执政业绩光环,深陷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等长期执政风险,影响大党准确把握并正确解决自身问题,这就要求大党秉承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能动调适意识形态、制度架构与政治行动,以引领组织成员的个体目标与组织整体目标在方向上高度一致的内适应性。首先,与时俱进的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是大党激活“内部适应性”的核心要旨。西方意识形态的隐蔽性渗透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导致威胁社会全局性稳定的隐性因素增加,大党塑造人民行为的能力不仅源自纪律规矩的刚性约束,还需依靠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塑造。为此,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的话语体系以及彰显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的逻辑体系,而且要创新性生成契合中国基本国情及其实践的意识形态话语,实现人民群众对大党思维范式、执政理念等的普遍认同。其次,政党执政的制度革新是大党激活“内部适应性”的机制依托。大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主线即基于延续核心制度的逻辑前提,在核心制度的外围边界助推体制机制革新,相应对以纪律规制、协作推进、激励引领三大切入点深化党内治理的制度建设,有效衔接党政引领下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严格要求。最后,优化政党成员联系状态是大党激活“内部适应性”的终极体现。大党使命型政党的功能定位决定政党与人民互动的整体效能。伴随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原则,“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的交织诱使部分党员干部出现权力寻租,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社会利益分配等环节,型塑并外化以党性超越市场经济资本宰制逻辑的政治品格与革命意志。
(三)领导权与执政权有机统一难题: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
领导权是履行执政权的逻辑前提,执政权则是领导权在国家政权领域的延展。“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唯有在执掌并长期履行执政权的政治环境下,党的领导权才能由“思想、政治、组织领导”转向“集中统一领导”,并在新形势下展现踔厉奋发、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新时代,执政主体、本领形成呈现的新特征则构成对大党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的严峻考验。一是大党强大执政能力、领导水平之发挥与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之保持,关键在于执政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为衡量干部施展才智、释放政治潜能的重要标尺。新时代,干部担当作为能力与理想情境仍存一定差距,集中表现在“干多错多”思想制约下担当作为的异化性、消极性与能力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特征。其中异化性指因“一票否决”制等问责泛化、“在位无为”行为未被察觉或察觉未被严惩的问题或有出现,干部出现选择性、虚假性担当以及因理想信念动摇、风险规避偏好等“思想泥淖”导致的“自身硬却不打铁”现象。消极性强调干部看似依据规章制度办事,但干事创业的行为动机存在偏差,呈现“只重显功不求潜功”的形式主义倾向。不平衡性则指干部改革攻坚、科学决策等综合能力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格局,其在业务能力维度的“木桶效应”成为制约执行效能的核心因素。二是大党彰显的高度理论自觉与治国理政、干事创业实践主动,务必以执政本领为中介才能外化为客观现实性。“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新形势下大党面临执政本领恐慌的风险。在狠抓落实本领上,始终存在制定并执行正确战略策略之难。因大党体量庞大、执政时间恒久等特性,易使其对之前形成一定治理效能,但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因素的战略策略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呈现“船大难调头”的倾向。何以在有机统一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基础上,既始终制定可持续宏观发展战略策略,又坚持战略策略的长期性与连贯性成为大党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思想引领与创新实践有机统一上,存在党的创新思想与干事创业实践脱节之难。注重理论武装与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思想武装务必依托干事创业实践得以落地,发挥敢于创新的思维能力,并将党的创新思想、决策部署转化为各职能领域可操作的干事创业实践成为大党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重要因素。
(四)平衡政治理想与执政现实间张力难题: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初心“任何时候都不应失掉作为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指路明灯的意义”,初心是大党生成与发展之始源,使命则是接续践行初心的具体实践。大党最为艰难的在于无论饱经战火淬炼抑或长期和平,始终初心如磐、不变质不变色,因而承载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赋予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务必克服违背政党初心与使命、破坏党内政治生态的难题,平衡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政治理想与植根中国土壤的执政现实之张力。
1.平衡人民根本利益同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协同性张力。“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关系———它们通过政党团结在一起,正是这一点建立起政权普遍同意的基础。”大党长期执政的首要前提在于吸纳、整合全社会范围的政治意志并转化为政策和策略制定,以团结并巩固人民这一群众基础。凝聚社会共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要任务,构成中国共产党永葆政党初心、使命的有机要素。在多元化利益需求、异质化社会思潮经由网络等非制度化参与渠道空前释放的全新境域下,人民政治参与与利益表达的广度、深度对大党政治体制的民意整合能力、共识凝聚能力及政治权威供给能力提出挑战,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考量工具理性维度的政策策略、治国理政方法供给,更要在价值理性维度动态追踪人民多元化民主需求,总结合理需求纳入制度化轨道并上升为自身执政理念、行为。
2.平衡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逻辑同胸怀天下的世界使命的协同性张力。大党在践行特定政治使命的进程中,不仅肩负建设现代化国家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等民族国家维度的使命,还坚持“智领天下”“道引天下”与“行至天下”,在全球政党治理模式中勇担世界使命。一方面,我国以政治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呼唤中国共产党这一使命型政党的出场逻辑。中国共产党承继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逻辑,成功规避负面效应较大的去工业化等现代化陷阱,接续指向矢志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因而双重使命的承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大党引领叙事的在场逻辑。“明智的政府是不容许在自己辛勤劳苦的肌体内部存有政治惰性的。”大党连续掌握执政权后易形成政治惰性,“四风”等顽瘴痼疾“报复性反弹”的可能仍旧存在,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交织等新动向亟待解决,相应地亟须党中央狠抓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一牵一发动全身的“牛鼻子”,以密切党群关系的作风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规矩这一“高压线”的纪律建设为切入口,永葆自身的先锋队性质并朝向践行历史使命的共同目标迈进。另一方面,世界历史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立足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独特使命,承继“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型塑“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责任担当。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推动国际事务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务必明确: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狭隘民族国家利益的单一主体性发展模式已与时代主旋律背道而驰,但部分国家损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义”以维护本国经济理性恶性膨胀“私利”的逆全球化思潮高歌猛进,何以提升中国共产党践行作为中国方案的贡献者、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协调者等世界历史使命的能力成为负责任大党务必深思熟虑的战略议题。
三、大有大的优势:大党独有难题的纾解之道
何以清醒认识并解决“大有大的难题”成为中国共产党趋向“可大可久之道”行进的历史性考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斗争基因优势管党治党,将队伍、体系“塑形”的组织架构优势与“两个结合”“铸魂”的理论武装优势转化为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强大政治优势,落地为彰显人民至上的实践路向,进而以“大有大的优势”纾解大党独有难题。
(一)人民至上的执政资源优势
回溯世界大党的兴衰沉浮,构设与人民的“生死伦理”契约成为大党朝向“可大可久之道”的核心标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至上的宗旨信念为纵贯党“大有大的优势”的一根红线,呈至为民主意志凝聚、有效透明参与、协商共识形成、制约监督纠偏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态,为纾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政治合法性资源。一是以彰显人民意志为大党治国理政的逻辑基点,构建人民需求导向机制。中国共产党构建涵盖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识别并汇聚民意、社会资源整合、政策策略转化等环节的精准识别机制,有力畅通客观界定并整合各利益群体在物质文化生活以及公平、正义等精神文化生活领域民主需求的“输入”与科学、民主化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输出”的良性循环,由此建构大党的回应式民主形态。二是以团结、依靠人民为大党治国理政的动力源泉,构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两个大局”。一方面,“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通过充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有序表达渠道、规制党内权力的监督机制,促使党中央的形势研判、纲领路线凝聚党员的集体意志与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依托完整的制度化程序并拓宽网络参与等政治参与渠道,为人民在决策参与、利益分配、监督问责全链条中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机制保障,衔接“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政党协商、基层协商等协商式民主,进而化解价值观念分歧并促成理性共识生成,由此建构大党的参与式民主、协商式民主形态。三是以人民获得感为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旨归,构建人民效能评估机制。由“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的人民评估标准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的转化,中国共产党依托党和国家“大监督”制度的体系支撑,以严明党纪国法供给实现治党管党的内省化提升,辅之常规巡视与专项巡视相联动、高压反腐与抓早抓小共结合等体制机制,由此建构基于人民获得感反馈以纠偏权力异化的监督式民主形态。
(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强大政治优势
何以实现对超大规模国家、社会的有效领导与治理,关键依靠先锋团体式大党“定方向”“把准星”。“组织是‘形’,思想是‘魂’。”一方面考验大党将严密组织网络体系深嵌于社会以“塑形”,另一方面要求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铸魂”,为统一行动奠定思想保证。
1.以队伍、体系“塑形”的组织架构优势为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是在维系大党组织样态、健全组织体系建设、彰显强大组织力的进程中巩固优化的。一是以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党员干部的组织队伍优势为核心任务。党员干部是构塑党组织的“骨骼”,也是党的纲领路线、历史使命的实践主体。一方面,接续深化干部选育管用机制改革。大党通过权力体系的有效开放,秉承以政治立场、政治觉悟等政治标准为评估尺度的“选人生态”,实现社会各领域先进分子的“吐旧纳新”,最大限度将党员干部这一后备梯队保障转化为纾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智力支撑。另一方面,严格运行党员干部革命性锻造全链条机制。科学厘定何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内在意涵,积极建立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的干部选任机制、教育与管理机制、施予动态压力的考核评估机制,衔接放权赋能的竞争与激励机制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以革命性锻造的专业化、标准化,确保其实现谋求有为的主观意识与担当作为的客观技能之有机统一。二是以通贯一体、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优势为机制保证。针对党的组织体系建设面临的治理悬浮化、组织动员力不足等挑战,首先,中国共产党瞄准党的中央组织这一“大脑中枢”,清除“拦路虎”。党的中央组织胸怀“两个大局”,以带头践行“两个维护”为发挥组织优势的党性要求,以强化政治标尺、纪律标尺及“使命—责任标尺”的政治意识纵贯自身建设始终,进而对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与政治引领作用。其次,中国共产党着眼地方党组织这一“躯干四肢”,共破“中梗阻”。地方党组织强化在思想、方针等层面与党中央步调一致,根据明确目标导向、明晰权责隶属、优化政策执行机制等行动步骤,积极践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反馈基层组织意志的桥梁性职能,打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等执行“中梗阻”。最后,中国共产党聚焦基层党组织这一“神经末梢”,畅通“民心路”。从横向维度看,切实解决事业单位等传统领域基层党建的突出问题,系统化解经济新业态影响下三新组织等新兴领域的党建薄弱项,实现党组织体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覆盖面有形延展。从纵向维度看,依托党组织服务群众本领及其组织细胞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构建党的全面领导下由市、区、街道(乡镇)到社区(村)层层传导、条块协同的大党建体系。
2.以“两个结合”铸魂的理论武装优势为指引,思想引领谋大略。百余年大党之所以历经危机时刻绝处逢生、坎坷磨难后奋勇继起,源于其与时俱进以动态发展的理论武装全党,熔铸于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行动自觉。一方面,大党先进的理论武装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为逻辑前提。“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行”的马克思主义,绝非死的、虚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活的、依循“两个结合”生发的“具化”马克思主义,进而将“两个结合”的“理论基因”转化为标识政党属性的“大党基因”。其一,“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动态交互,为纾解大党独有难题夯实理论创新的逻辑基点。理论创新绝非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本主义”,而是依循“基本国情—历史文化—社会条件”特定境域的“求实”与回应人民需求的意义旨向的“求真”两条本质规律对科学理论展开的拓展性创造。其二,“基本原理”与“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为纾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理论创新的逻辑支点。中国共产党将科学理论学说中人民话语、对立统一规律、实事求是等思想资源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大同社会”“天人合一”等精神品格实现时代化、国别化的融合,进而在尊重民族心理、思维范式的前提下以文化形态助力现实实践。另一方面,先进的理论武装在“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良性交互进程中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以冲破僵化思维定式的“解放思想”为始,依托延安整风运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教育运动,为更高层次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夯实认识论基础。“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实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集中彰显在科学认识与现实实践的动态对接,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形成关涉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认识的逻辑前提下,通过教育实践机制、激励保障机制与反馈评估机制将主体的思想、意志与行动团结为“坚硬的钢铁”。
(三)勇于自我革命的斗争基因优势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体论天然预设中国共产党兼具延续性、使命性两大政党禀赋,延续性规定党的执政向既定方向前进,实现党长期执政能力的稳步发展;使命性规定党依靠自我革命以确保其引领社会革命的先进性,实现党长期执政能力的内生增长。纾解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发挥勇于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斗争基因优势,淬炼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合力。一是正向激励,在承继百余年大党“三个务必”的革命品格中强化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党的二十大在“赶考”总基调中赓续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以“三个务必”这一内蕴理想信念、作风品格、本领支撑的基因密码为大党经受大考的思想引领。其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应大党自我革命“向何处去”之问。作为“初心—使命、责任—压力—动能”的闭环驱动型大党,中国共产党在功能定位上注重长远目标统摄下连贯性目标的制定,有机统一指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国家使命同厚植天下情怀的世界历史使命,向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世界历史性”存在过渡。其二,以“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回应大党自我革命“何以可能”之问。“谦虚谨慎”的主客体均为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主客体则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团结人民创造的辉煌成就,二者分别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刀刃对外的社会革命以发扬党勤俭节约、奋发有为的作风保障与纪律操守。其三,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回应大党自我革命“何以实现”之问。大党从不讳言矛盾与斗争,始终以攻坚克难的斗争意志与精神风范勇于直面斗争,以淬炼化解重大矛盾的斗争策略提升斗争效能,以敢于斗争精神较真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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