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量:426 | 发布时间:2023-07-15
同志们:
根据安排,由我为大家讲一堂党课。
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是必须涵养的政治品格,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是党带领全国人民经受考验、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传家之宝。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廉洁文化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廉洁文化理念和实践。不断拓展和深化清正廉洁价值观的历史渊源、时代内涵及其在党内政治文化中地位作用的认识,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清正廉洁价值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清正廉洁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蕴含着克己奉公、惩恶扬善等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念。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晏子认为“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战国时期,屈原呼吁“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唐代诗人陈子昂将“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奉为座右铭。明朝于谦诗云:“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清代王永吉主张:“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和诗辞华章,表达了古圣先贤对公与私、正与邪等重大关系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态度。人们耳熟能详的“铁面无私廉明断案”的狄仁杰、“黑脸青天”包拯、“两袖清风”的于谦、“直言天下第一疏”的海瑞、“清官第一”于成龙等,都是人们心目中清官的典范。这些清官因为廉洁,流芳百世、广为传颂。这都是中国传统廉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今天培育和弘扬清正廉洁价值观,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作为全体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仅对清正廉洁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清正廉洁的内容和要求也逐步发展、完善。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人们:“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访问时,从当时我们党领导人的生活细节中发现,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勤廉为民精神中,蕴藏着一种伟大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作“东方魔力”,并断言这种力量是“兴国之光”。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做四有干部,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泽民同志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胡锦涛同志强调,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必须继续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使领导干部自觉拒腐防变,带头廉洁自律。所有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述,充分说明了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从当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颁布,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的出台,从《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等单项廉政制度的实施,到《廉政准则》中“52个不准”的规范,从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出台,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对清正廉洁的内容规定越来越具体,要求越来越严格,落实力度越来越大,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规制度体系,已成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和从政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清正廉洁等价值观的培育,并将其纳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中。总书记强调,清正廉洁,就是要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弘扬清正廉洁价值观,发展党内政治文化指明了新的目标和途径。
——三不腐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
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如果任由腐败问题滋生蔓延,最终必定逃不过人亡政息的结局。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总书记就曾谈到过秦王朝二世而亡和唐朝由盛转衰的故事。讲到这里,我还想跟大家交流一个蒋经国上海反腐失败的故事。1948年底,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为推行币制改革,派出蒋经国到上海整顿经济。在上海,蒋经国以铁腕手段打击“腐败”,最初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但随着反腐的深入,触及的矛盾也更加尖锐,最终涉及到自己的表兄弟孔令侃,“打虎”工作再难推进,不得不就此作罢。也就是松了这股劲,蒋经国在上海反腐彻底流产,吏治腐败彻底断送了国民党政权。后来,蒋经国本人回忆,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反腐失败,丢了民心。因此,总书记一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场输不起的斗争。
我们党一直将“加大查处和处罚力度”作为遏制腐败的有效方法,坚决打击毫不手软。新中国成立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表明了党中央严惩腐败的决心。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通过对腐败分子的严惩,增加腐败成本,彰显惩治的权威。同时,党和政府提出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与惩治相结合。2007年,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标志我国反腐倡廉进入防治结合的阶段。十八大以来,针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总书记提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总书记非常有感触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进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十年下来,我们这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是载入史册的。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进一步强调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党的根本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提供根本遵循。一体推进“三不腐”内含着纪律、法律、制度、规矩、思想、道德、文化等多方面要求,三者相互融合、交互作用、相辅相成,体现了惩、治、防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资本市场腐败行为隐蔽复杂,只有以系统观念一体推进“三不腐”,才能有效形成一体化治理格局,增强反腐败斗争主动性系统性实效性,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好家风
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共产党人涵养良好家风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实践途径。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于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社会功能、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良好的家风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家风建设,从“养不教,父之过”,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从《诫子书》,到《颜氏家训》,再到《傅雷家书》,无不体现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古语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最是家风能致远,良好的家风有助于家道兴盛、和顺美满,不好的家风往往会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东汉名臣杨震治家严谨、教子有方,面对朋友劝他给子孙置办产业的建议,杨震正色以对:“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写过一首诗:“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因为在游览天竺山时拿了两块石头回家赏玩,自省到此事虽小,但却有损清德,自责之意颇浓。诸葛亮临终前给8岁儿子诸葛瞻写下《诫子书》,教导后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些都表明了中华民族“新鞋溅泥”“白袍点墨”的坚守,将清白作为一种内心约束和道德追求,真正做到孟子所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中国共产党有重视家风建设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周总理也非常重视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关的问题,强调不要造出一批少爷。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有一次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谷文昌“亏待”女儿,让女儿做临时工十几年。杨善洲严格约束家人,严禁公车私用,连打“顺风车”也不行。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楷模廖俊波坚持一尘不染,他多次对妻子说,“清清白白做人,就可以安安稳稳睡觉”。良好的家风是抵御贪腐的“防火墙”。家风坏,腐败现。纵观历年查处的贪腐要案,“家族腐败”身影总是挥之不去,“夫妻店”“父子兵”“兄弟档”“全家腐”频频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家教不严、家风败坏成为部分党员干部走向严重违法违纪的重要原因。比如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苏利冕出身贫寒,早期一心扑在事业上。但随着职务的提升和年龄的增长,开始追求物质享受,放松自我要求,家风败坏祸及配偶、子女。苏利冕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家无论经商、收受礼金礼卡,甚至受贿的钱物,家庭成员都或多或少有所参与,特别是我儿子参与其中的程度较深,从小逢年过节收受礼金礼物,到国外读书收受老板赞助的零用钱。回国后经商办企业的本事没学会,而我的不良习气却在他身上暴露无遗。”再比如衢州市柯城区原区长方庆建对再婚妻子夏某“疼爱有加、有求必应”,请托人投其所好,送礼就送高档商场购物卡、奢侈品牌衣物,大大满足了夏某的虚荣心。几年时间,夏某购买和人家送的服装、皮包等奢侈品就价值几十万元,最贵的一件衣服花了6万元。经查实,方庆建收受他人财物都与夏某充分沟通,并将赃款赃物交给夏某支配和使用,对夏某贪欲膨胀起到推波助澜的影响。在忏悔录中,方庆建讲到,“因为我的职务提升,特别是当了区长,她说话的分量不一样了,办事顺利了,身边说好话的人多起来了,她的优越感、虚荣心也强起来了”。正是这种领导夫人的光环,使夏某迷失了自我,从一名获得过诸多荣誉的教师,沉沦为金钱的奴隶,也把丈夫推向腐败深渊。苏利冕、方庆建都曾是奋发向上、实绩突出、得到重用的领导干部,理应追求高尚道德情操和行为品德,但却防线大开、贪欲膨胀,不但不为配偶、子女做好榜样,反而大开方便之门,任由“老板”“朋友”围猎亲属,心存侥幸、自我麻痹,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党的十八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想着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早在2015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上,总书记谈到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问题时,就曾强调“对领导干部,就是要严一点。”要求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引导亲属子女“力戒特权思想和享乐思想,不行不义之举,不谋不义之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规均对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推动家风建设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开展,为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中办印发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管理力度。领导干部的家风状况对整个党风政风社会风气都有着巨大的示范性效应,不仅关系个人之进退、一家之荣辱,而且关系一个地方、一个领域、一个单位的风气。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应严格约束自己,时时、事事、处处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同时还须严管家人,教育好身边人,让家庭真正成为廉洁港湾。
一个人在廉洁上出了问题,不仅愧对个人和家庭,而且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也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深刻认识手中的权力姓公不姓私,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任何情况下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手脚、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严明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注重政治品德修养。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就要着力解决廉洁自律方面问题,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践行“三严三实”,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立求真务实、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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