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坚持新粮食安全观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同志们：

粮食安全工作关系党治国理政的质量和水平。习近平心系以粮食为基础的国家安全，对粮食安全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和系统安排，在精准把握粮食生产实践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具有深刻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的粮食安全重要论述。我国是农业大国，总量很大，但很多农业先进技术和优质种质资源都被国外掌握，未来我国在保障粮食安全工作的基础上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粮食安全是党执政实践的基本政治责任，为摆脱粮食危机、避免耕地“非粮化”、防止社会风险、保护生态安全提供了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球气候变化、卫生事件、灾害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的背景下，粮食产业链安全难度加大，加强粮食安全工作的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利于推进粮食生产从供给充分到品质提升的转变，推进农业现代化从传统小农农业到现代智慧农业的转变，推进全球粮食治理格局从资本逻辑主导到人民逻辑主导。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哲学意蕴为推动新时代国内粮食生产、提供国内国际粮食市场深度融合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本体论意蕴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粮食观的内在诉求。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粮食观与中国粮食安全实际、中华优秀粮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粮食观中国化推进的结果，赓续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粮食安全观。

（一）马克思主义粮食本体论是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理论来源。粮食满足人生存、发展和合作的基本需求。对此，马克思指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这说明粮食安全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根本和前提，是创造智慧、发展文化、开展行动的基础。恩格斯指出：“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粮食的高质量生产并不一定能满足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饥饿与食物匮乏仍然存在于世界各地，这根本上是由于资本的二重性所决定的。在资本、科技和劳动等因素的作用下，资本的创造逻辑导致粮食生产的扩大，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资本的剥削逻辑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和贫困群体的扩大。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并保障粮食安全，就必然要打破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剥削社会并建立公有制占主体的公平社会。在苏俄非常时期，列宁认为，粮食问题关乎国家政权的存亡。解决粮食问题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密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粮食思想蕴含深厚的理论价值，为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对中国共产党人粮食安全观进行科学的继承和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重要特征。毛泽东指出：“多产量，是上策。”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认为，要重视集体土地与自留地结合、保证家畜养殖的生产方式，才能保障农民对粮、菜、肉的多样性需求。粮食安全关系人民幸福的“国之大者”，是党坚持初心使命、抵御执政风险、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邓小平指出：“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注重加强农业宏观调控工作以保证粮食产量，避免形成大量粮食进口的依赖性经济。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满足人民温饱需要是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江泽民强调：“农业丰收，粮食多了，并不等于农业基础已十分牢固了。”这意味着粮食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一刻都不能松懈，要警惕各种社会风险的发生。实现粮食安全不仅要从农业生产着手，还应从产业结构完善、粮食品质、农业稳定性等方面着手。胡锦涛指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增强农民收入、提高我国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根本保障”。胡锦涛的粮食安全观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观语境下生成，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语境下生成。对粮食安全工作和农业现代化的关联思考反映了党对长期执政基础认识的深化。在西方主导国际粮食贸易的背景下，资本全球化与全球资本化的互动影响全球粮食安全格局的稳定性。从国际大局加强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工作是习近平粮食安全观的现实根源。习近平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粮食安全观保持一脉相承、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基本原则。

（二）中华优秀粮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文化渊源。推进粮食安全治理的实现不仅依靠粮食生产工作的加强和完善，更要依靠传统粮食文化的自信和传播。中华优秀粮食文化蕴含对粮食安全的目标诉求，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结构形式上看，粮食文化主要包括粮食物质文化、粮食行为文化、粮食制度文化和粮食精神文化。粮食文化是物质、行为、制度、精神等层面的有机统一，这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传统粮食文化演进展现了独特的发展逻辑和内在特质。其一，在粮食物质层面，粮食的种植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物质基础，而粮仓、粮漕、粮器等发明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粮食的生产和消费为民众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食物保障。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民以食为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重视农业的丰富思想，肯定粮食是人民的生存之本。其二，在粮食行为层面，人们的行为不是个体、个性的，而是社会化的、群体性的，要受到粮食的习俗、传统、规范等方面影响。《孟子·梁惠王上》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社会活动不能影响或耽误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而农业生产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其三，在粮食制度层面，粮食的分配、生产、流通和管理等方面制度规范的设计与运行，为粮食安全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尚书·洪范》指出：“洪范八政，食为政首。”这表明粮政在治国理政居于首要地位，关系国家政权安全。其四，在粮食精神层面，粮食精神生活与粮食物质生活相统一，取决于粮食生产的充实。《管子·牧民》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粮食供给充足为基础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标准。重视农业发展、粮食增收是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精华，为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提供了文化滋养。

二、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认识论意蕴

社会认识是主客观的有机统一，根本上来源于生产实践同时反作用于生产实践。依据新时代国情对粮食安全工作的研判，习近平阐释了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的必要性，也认识到大农业观、大粮食观对新时代粮食安全工作的指导意义。

（一）何以必要：源于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是党提升认识水平、制定科学决策、增强执政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只有坚持对具体工作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坚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以具体的条件、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才能在现实工作中正确地分析、把握、认识和解决问题，掌握科学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习近平指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调查研究是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是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意愿、吸收群众智慧、实现为群众服务的有效途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要推进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既要发挥党、政府、社会与市场在粮食工作中的良性互动作用，也要在传承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中掌握粮食安全工作的实际情况。对粮食安全工作的必要性分析来自对粮情状况的科学研判。确保农田的数量和质量是夯实粮食安全工作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全国主要农区的田野进行了深入调研，通过访粮农、察粮情、问粮事的方式了解粮食生产的基本情况，寻找粮食安全工作的战略和策略。对中国国情特征的概括是深化对粮食安全工作认识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指出：“解决十三亿人吃饭问题，必须长期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人口众多、资源不足与粮食相对欠缺的矛盾关系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要求党处理好粮食工作、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关系。在国际粮食市场竞争格局、国内粮食耕地面积减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加强我国粮食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愈发凸显。习近平指出：“要严守耕地红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落地”。藏粮于地的关键在于保住耕地面积、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藏粮于技的重心在于发展农业科技、提高粮食生产效益、满足多样化粮食需求。坚持粮食安全的“底线”以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为前提。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体现了党正确认识我国耕地面积少、确保粮食安全的科学认识。粮食的安全生产以耕地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前提，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为基本原则。坚持耕地资源保护的观念彰显了对预防粮食危机的风险防范意识，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下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储备制度是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制度性安排，是预防全球卫生事件、气候变化、地缘冲突等因素造成粮食危机的制度基础。粮食储备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也对保障社会心态、避免社会舆情危机、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从应急管理角度，加强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能够有效提升粮食应急供给能力，为粮食安全治理工作提供必然准备。习近平指出：“我国地域广阔，国家粮食储备适当多储一点、多花一点钱，安全系数高一点是必要的，但也要讲性价比、讲效率效益。”这表达了粮食安全工作应依据我国地域广阔的国情，要求增加粮食储备、丰富粮食增产技术并提升农户受益，为粮食安全工作和现代农业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坚持国家粮食储备在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构建全国统一的粮食储备体系，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粮食储备工作中，有利于提升粮食领域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

（二）何以重要：体现对“国之大者”的深入理解。粮食安全是与国家政权传统安全息息相关的非传统安全，属于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粮食安全工作是党确保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中提升国家总体安全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于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治理转向，加强粮食安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既能保障粮食的安全生产，也符合国家战略安排需要。保障民生福祉的关键在于让人民吃上健康环保安全的食品，因而要从食品安全源头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习近平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国之大者”是关系民生幸福、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大事。粮食安全在基本食物供给上为人民美好生活和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必要保障。肯定粮食安全在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党在反思和总结历史进程中粮食安全建设方面经验和教训后的认识结果。习近平指出：“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有责任保面积、保产量，饭碗要一起端、责任要一起扛。此乃国之大者！”这表达了党要承担粮食安全责任，体现了在粮食安全方面确保民生事业发展的科学认识。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粮食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于粮食生产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的现实基础上，构成了新时代粮食安全工作的科学指导。以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为指导开展粮食安全工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做好粮食安全工作的关键在于认识、分析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的内在关联并在粮食政策执行中遵循粮食安全的规范。人民对粮食需要的提高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意味着要“积极发展多样性农业”，坚持以粮为纲、耕以致富的传统思维，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现代农业发展角度满足人民对食物需求的更加多样化需求。海洋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领域。习近平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向海洋要粮食”必然要保护海洋生态安全、防止海洋污染。“海洋粮仓”的利用与保护是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需要国际生态安全共识的凝聚和国际生态保护行动的支持。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注重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安全、推进科技创新，将发展渔业牧场与智慧技术、生态旅游、保护环境相结合，向着智能化、信息化、集约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和粮食安全工作的内在关联在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对粮食生产、粮食供给的基础性意义。习近平强调：“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满足人民对粮食多元化的需求是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价值目标。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满足人民粮食需求的前提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工作。党的二十大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大食物观与大农业观、大安全观、大生态观、大市场观等方面息息相关，注重实现国家安全、农业发展、粮食安全生产、粮食绿色产业发展和全国粮食统一大市场构建。确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要以新时代农业发展、粮食生产实践为认识来源，有利于为新时代粮食安全工作提供观念指导。

三、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唯物辩证法意蕴

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界、社会与思维的普遍规律。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唯物辩证法意蕴主要体现在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关系，体现了发展与生态、目标与手段、自主与开放等方面的有机统一。

（一）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关系的阐释体现了发展与生态的有机统一。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实现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观关于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关系的认识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体现了爱护生态、保护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也体现了以生态安全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粮食安全观。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粮食安全工作提供必要保障。习近平指出：“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生态红线是约束人与自然关系、调节生态领域社会利益的制度规范，有利于协调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工业用地、居住用地与农业用地的合理规划要坚持以坚持生态红线为底线，为粮食安全提供耕地的基础。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粮食安全工作的“守正”既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创新”相结合，也以坚守生态环境安全红线为基本底线。习近平指出：“要开展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着力解决土壤污染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两大突出问题。”由于耕地土壤的生态质量关系农产品质量安全，因而解决土壤污染的防治问题，才能从源头解决农产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问题。绿色安全的农产品生产以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防治农业污染为前提。安全的土壤环境既要避免化肥过量、农药残留等方面的农业污染，也要阻断居民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的环境污染。2017年我国首次提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实行终身责任制，明确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为粮食安全工作确定了生态红线的制度基础。耕地盐碱化会导致耕地荒漠化和粮食产量下降。对此，习近平强调：“治理盐碱地的生态意义也很大。”综合开发、利用和改造盐碱地不仅利于保护耕地、拓展粮食渠道、保障粮食安全，也利于发展生态农业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共生的乡村社会。

（二）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阐释体现了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确保了人民对粮食多样化需要的满足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粮食安全离不开农业强国和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大生产方式为粮食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提供了必要保障。习近平指出：“只有农业强起来，粮食安全有完全保障，我们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才有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农业现代化对粮食安全工作的正向影响既体现在农业科技的运用保障了粮食产量安全，更体现在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对粮食质量安全的保证。习近平关于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科学认识了农业现代化对粮食安全的积极影响，也深刻把握了粮食安全工作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指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粮食安全工作关系人民饮食的日常生活安全，为农业强国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最基本的食物安全。“头等大事”话语表达了党对粮食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要求在农业现代化中牢牢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习近平强调：“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坚持以生态环保为基础的农产品安全是做好粮食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在实现粮食安全的观念诉求下，生态化、科技化、法治化的现代农业发展势在必行。习近平强调：“农业科技推广任务很重，必须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农业科技转化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要在科技推广工作中克服农户分散经营的弊病，尊重农民技术需求的市场导向，才能为粮食安全提供必要的现代科技保障。只有党和政府从政策上加强现代农业科技的宣传和推广，并对政府权力边界进行合理规范，推进农村科技应用的大众化，才能激发农民对现代农业科技的切实需要和实践行动，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工作的群众基础。